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信息技术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


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信息技术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信息技术标准化的监督和管理，推动我省信息化建设，引导、规范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息技术标准化，包括信息分类与编码、组织机构代码、商品条码、识别卡、公共标志图形符号、信息网络方面的标准化工作。
　　其他方面信息技术标准化的监督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从事上述信息技术活动，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技术监督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信息技术标准化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和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
　　技术监督部门可依法委托其所属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工作。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的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
　 第四条　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对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进行社会监督。

第二章　信息分类与编码

　 第五条　信息分类是指具有共同属性或特征的信息，按科学的规律集合在一起并进行概念的划分，以区别和判断不同的信息。
　　信息编码是对分类的信息，科学地赋予代码或某种符号体系，作为有关信息系统进行处理和交换的共同语言。
　 第六条　地方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由省技术监督部门批准，并发布实施。
　 第七条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可自行制定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并在发布后３０日内，按有关规定到下列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一）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报省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二）由市、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报市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三章　组织机构代码

　 第八条　组织机构代码是指根据国家有关代码编制原则编制的，赋予依法成立的组织机构在全国机构范围内唯一的法定代码标识。
　　组织机构代码包括法人组织机构代码、非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第九条　省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省的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受省技术监督行政部门的委托，负责全省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的统一管理。
　 第十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央和省外驻省内机构以及其他依法成立的组织机构，应当到该组织机构批准或登记注册机关的同级发证单位办理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手续。
　　军队、武警涉税单位到省发证单位办理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手续。
　 第十一条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分正本、副本（电子副本）。正本、副本（电子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组织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发生变更，应当在变更后３０日内，到原发证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并交回原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组织机构依法终止，应当到原发证单位交回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实行年检和定期复审制度。具体办法由省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涂改、租借、转让、合用以及使用废止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第十五条　组织机构办理下列手续时，必须持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一）银行开户；
　　（二）统计报表；
　　（三）税务登记；
　　（四）《工资总额使用手册》和《工资基金管理手册》；
　　（五）车辆牌照；
　　（六）基本建设投资立项；
　　（七）财政拨款、外汇业务；
　　（八）进出口海关、商检、检疫业务；
　　（九）保险业务；
　　（十）住房公积金；
　　（十一）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变动、注销；
　　（十二）其他需要组织机构代码的。
　　负责办理上述业务的部门或单位，必须查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第四章　商品条码

第十六条　商品条码是指商品流通领域中国际通用的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及其对应字符组成的专用条码，用来表示商品制造商、商品名称及特征的信息。
　 第十七条　省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生产、销售有预包装的商品分期分批公布采用商品条码目录。列入采用商品条码目录的预包装商品生产企业必须申办商品条码。
第十八条　鼓励超级市场、连锁店设置商品条码扫瞄系统，经销带有商品条码的商品。
　 第十九条　省或授权的市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商品条码注册初审，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后，颁发《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
第二十条　注册商品条码每二年复审一次，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省或授权的市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复审申请。逾期未进行复审的商品条码视为自动注销。
第二十一条　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终止使用商品条码的，必须在终止后３０日内，向省或授权的市技术监督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企业破产或被兼并同时终止使用商品条码。
　　已注销和终止使用的商品条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启用。还需使用商品条码的，使用单位应重新办理商品条码注册手续。
第二十二条　印制商品条码的企业，必须在取得省或授权的市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商品条码准印企业证书》，方可承担商品条码的印制业务。
　　印制商品条码必须执行商品条码的国家标准。
　　印制企业不得承接无《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单位的商品条码印制业务。
　 第二十三条　《商品条码准印企业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期满需要保留印制资格的，应当在期满前３０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复审。合格的保留印刷资格；不合格或者逾期未复审的，收回《商品条码准印企业证书》。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伪造、冒用商品条码；
　　（二）擅自印制商品条码；
　　（三）转让商品条码使用权；
　　（四）使用已注销或终止使用的商品条码；
　　（五）以其他种类的条码代替商品条码。

第五章　识别卡

　 第二十五条　识别卡是指用于标识持卡单位和个人的特征及相关信息的卡片式信息载体，包括磁卡、集成电路卡（ＩＣ卡）、光卡。
第二十六条　识别卡及其读写机具的引进、设计、制造必须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标准化审查。
第二十七条　向社会发行的非金融管理识别卡，应具有一卡多用的功能。由市以上的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协调。
识别卡必须采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数据库中已经统一的基本信息数据项。
　 第二十八条　发放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监管性质的识别卡，应到省技术监督部门办理发放手续，并到省政府主管信息化工作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无标准识别卡及其读写机具，不得伪造、冒用、涂改识别卡，不得使用不合格或报废的识别卡。

第六章　公共标志图形符号

　 第三十条　公共标志图形和符号是指以特定的图形和说明性文字为特征，给人以行为指示的视觉符号。
　 第三十一条　凡宾馆、饭店、车站、机场、码头、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和其他需要公示的场合应设置公共标志图形符号。
　　印制、销售和设置公共标志图形符号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不得设置误导性的公共标志图形符号。
第三十二条　同一安装物上可以设置两种以上标志，但不得超过四种。
　 第三十三条　设置公共标志图形符号的单位，发现图形符号标志有破损、颜色污染或有变形、退色，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第三十四条　公共标志图形符号的设置和使用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技术监督部门按国家有关标准组织监督检查。

第七章　信息网络

第三十五条　建设各种信息网络，由省政府实行统一规划，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家公用通信网，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十六条　公用通信部门应当为组建信息传输网提供有关技术业务服务，保证网络规范、安全、保密和信息传输畅通。
　　网络的开发建设项目实行行业主管部门会同技术监督部门标准化审查制度，审查合格的，准予立项和实施。
　 第三十七条　各种信息网络，必须执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实行网络间的互联互通。
　 　第三十八条　各种信息网络所采用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有特定标志的产品，其标志内容和标志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第三十九条　数据库建设中涉及组织机构信息的，必须采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数据库中已经统一的基本信息数据项。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技术监督部门应为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扩大信息市场贸易、信息交流和重点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标准化咨询，提供国内外最新标准，进行技术业务指导。
技术监督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合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第四十一条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职务。在监督检查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职务。在监督检查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有权使用录音、录像、摄影等手段进行现场勘查；有权查阅、复制与监督的信息技术标准化行为相关的票据、帐册、合同、文件、业务函电、图纸等资料。
　　标准化监督人员和检验人员，对涉及到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专有技术的有关资料，应当予以保密。
　 第四十二条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标的物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封存或登记保存。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移和处理被封存或登记保存的标的物。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纵容、包庇、支持违反本条例的违法行为，不得干扰、抵制对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四十四条　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强对信息产品的质量监督，按有关规定组织对信息产品的监督检验，被检查者必须如实、无偿提供被检样品和有关资料，并为检查和检验工作提供方便。
　　检验工作完结留样期满１０日内，除损耗品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样品必须退还被检者。
　第四十五条　被检者对产品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接到检验报告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下达检验报告的技术监督部门或上一级技术监督部门申请复验，复验结论为终局检验结论。
　　第四十六条　申办、复审商品条码，以及组织机构在办理申领、变更、补发、年检、换发代码证书时，应按照有关规定交纳费用。

第九章　罚 则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通报批评，可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一）未按有关规定办理组织机构代码领取手续和申办商品条码的；
　　（二）组织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发生变更，组织机构依法终止，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变更、终止手续的；
　　（三）组织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年检和复审的；
　　（四）在商品的包装或标识上以其他种类条码代替商品条码的；
　　（五）使用不合格或报废识别卡的；
　　（六）应设置而未设置及设置误导性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共标志图形符号的；
　　（七）公共图形符号标志有破损、颜色污染或有变形、退色，而未及时修复或更换的；
　　（八）数据库建设中应采用而未采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数据库中已经统一的基本信息数据项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可没收违法标的物，并处1000元至１万元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可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
　　（一）未到省技术监督部门办理发放手续向社会发放识别卡的；
　　（二）信息网络的开发、建设、设计，未经标准化审查及审查不合格而立项、实施的；
　　（三）租、借、转让、合用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及商品条码的；
　　（四）使用已注销和终止使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及商品条码的；
　　（五）各种信息网络及采用的终端设备有特定标志的产品，其标志内容和标志方法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九条规定，伪造、冒用、涂改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商品条码、识别卡，以及生产销售无标准识别卡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标的物，并处货值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引进、设计、制造识别卡或读写机具未进行标准化审查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进行标准化审查；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引进、设计、制造，没收其产品，没收其销售金额，并处该货值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制造、印制，没收其违法标的物，没收其销售金额，并处该货值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一）擅自印制商品条码以及印制商品条码未执行国家标准的；
　　（二）《商品条码准印企业证书》有效期满未经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继续印制商品条码的；
　　（三）印制的公共标志图形符号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擅自转移和处理被封存或登记保存标的物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处以该标的物货值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第五十三条　标准化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违法失职、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由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引发的思考

阮能文


为了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下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死亡两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一、仁智互现、聚讼盈庭的不同反响
依据《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解释》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只要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该规定进行反面解释即是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下的，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刑事赔偿从而具有确定罪与非罪之功效。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即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于此，“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有无能力赔偿相应数额又成为刑罚加减的重要依凭。
此规定一出台，立刻引发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领域有关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否相互转换的激烈论争，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其中反对声音尤烈。有论者认为，刑事责任承担得平等性要求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得程度大小，都必须一律以法律的标准来裁决，不应以行为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性别种族为转移[1]。也有人对该条款的有效性进行责问，如有学者认为，此规定实际上是将易科制度引进到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易科制度应该是刑事立法所赋予的权力，而不是司法解释自身定制的权力，尤其是《解释》易科的不是刑而是罪[2]。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刑法从未使用过的规则，即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对刑事责任的承担，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仅仅对于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实际上表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可以转化，这种转化缺乏法理的有力支撑，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小于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3]。交通肇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令肇事者将他人的损失全部赔偿，正是采用民法手段予以解决，发挥民事责任制裁和预防功能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尝试。此种解决方法，既可以弥补被害者的损失，还可以避免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充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4]。
二、该规定的合理性探析
存在即是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规定的出台，不能说一定经过了多方权衡与考量、广泛的实证调查、充分的价值序位考虑，但至少可以说解释者对该规定的出台可能产生争论的广泛性，对于刑事司法的导向性等进行过思考。况且，该解释属于有权解释、法律适用解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具有同等的效力，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解释规定之情形必须适用该规定。循此路子，按图索骥，于是有了下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现行我国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提出了挑战，暗合了恢复性司法理念。
在传统刑法理念中，“犯罪侵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侵权侵害的是个人的利益”。一旦犯罪，即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行为人便欠了国家一笔债，同时刑罚是针对恶行（此处指犯罪行为）的恶报，以恶报制恶行，并努力寻求恶报与恶行的均衡，在行为人执行完被认为是恶报的刑罚后，不法行为人就“还清”了对国家所欠的债。“因为有了犯罪而科处刑罚”即是报应刑论的根据，理论界一般称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绝对主义。而目的刑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刑罚只有在预防犯罪的必要限度内才是有效的（一般认为，目的刑论的实质即是有效预防犯罪，目的刑论与预防论并没有实质差异，二者等同），“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即是此意，此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相对主义。笔者以为我国刑法仍然坚持了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的统一，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正义性和合目的性，即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合并主义，但是，正义性和合目的性在我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中并不处于等同地位，正义性属于主要根据，合目的性属于次要根据，而不是相反。由此决定了我国刑罚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非难，让不法行为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刑罚设置主要是出于社会防卫之目的，属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基础理念的差异必然影响刑事立法技术进而决定刑事立法体系的架构。我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侧重于正义性，深刻影响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在现有刑事立法体系中，被害人处于“边缘化”角色，作为刑事犯罪最直接的受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刑事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一种异常“尴尬”的局面，其诉讼法地位与证人似乎没有实质的差异，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证据提供者，不过被害人的感受更为直接、具体，可以说我国刑事立法对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正处于一个“悲情期”。把“犯罪侵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侵权侵害的是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信条的学者和司法实践者总是忘记了犯罪行为不过是社会危害性更大的侵权行为，轻微侵权行为还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作为严重侵权的犯罪行为，被害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保护，其中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不言自知。
在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同等责任以上（不含同等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单就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之情形而言，交通肇事的直接受害者无疑是财产的所有人（在某些情形下是财产的代为管理人-----笔者注），而不是国家，在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时，便以交通肇事罪对其行为进行非难。根据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原则，必须有犯罪行为才能被科以刑事责任，在因交通肇事造成私有财产直接损失的案件中，从某种程度而言，国家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牵涉，从而对此类行为科以刑罚的依据就值得推敲。笔者以为，在此类情势中，如果被害人与交通肇事者能自愿在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下，且能达成相应的赔偿协议，且交通肇事者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让业已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不追究交通肇事者的刑事责任自有其合理性。这就关涉到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相关问题。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未来的意义。其目的在于：1、充分地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如经济上的、情感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包括对那些与被害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和同样受同样受犯罪行为影响者需要的满足）。2、通过把犯罪人重新带入社火而防止其再犯罪。3、使犯罪人能对其行为承担主动的责任。4、再造一个有效支持犯罪者回归、被害人恢复的主动预防犯罪的社区环境。5、提供一条避免法治运作成本的不断增长及正义被不断地迟延的进路[5]。恢复性司法旨在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司法成本的减少，当事人的意愿与裁决的社会效果。这一纠纷解决范式增强了被害人在纠纷解决中的主动权，同时也兼顾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对于减少罪犯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
在我国恢复性司法理念属舶来品，学界和实践界通常认为我国尚处于法治的建设时期，恢复性司法理念属于后法治时代的产物，与时下我国法治环境并不相协调，恢复性司法在当下并不具备生存的法治土壤。如上所述，在我国，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正义性和合目的性，但是正义性仍是刑罚正当化的主要根据，报应刑思想仍然突出。笔者以为，限制性地引进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于中和突出的报应刑思想很有必要，恢复性司法将有效弥补报应性司法的不足。
在交通肇事造成除公共财产外的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肇事者负主要责任（含主要责任）以上，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之情势下，作为不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对不法行为的感受最深。但是由于现行刑事责任的过度抽象化，刑法保护的是潜在的受害人，而不是不法行为具体的受害人，法益保护的抽象化仅仅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保护，“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再明显不过体现了如是的道理，由此凸现具体被害人利益在刑法保障功能中的缺位，忽视具体人的具体要求的司法将最终导致司法的不公，所以必须从法益保护的抽象化向具体化的转变，注重不法行为人切身利益之保护，而不单单是强调抽象的个人意志。结合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之情形，把刑事赔偿数额作为衡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换言之，即是让不法行为人积极赔偿具体受害人的损失，寻求非犯罪化或者减轻处罚的出路，该规定为具体被害人与不法行为人提供了对话的平台，让不法行为人真正面对受害人，作为公权力代表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说是持“观望”态度，如果不法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数额达到相应标准，将对其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反之则“袖手旁观”。这样的规定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修复了被毁损的社会关系。
（二）该规定体现了刑法谦抑思想。
刑法谦抑性又称为刑法的经济性和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6]。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指出它具有三个方面地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也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例如，交通事故对生命、身体的侵害，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适用刑法也会产生某种效果，但是，提高驾驶员与步行者的伦理与技术水平、改善道路与照明设备所受到的防止交通事故的效果会更大。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如果象上面那样认为刑法具有补充的性质，那么发动刑法的情况自然是不完整的。……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在现代社会人不或多或少地侵犯他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相互忍耐他人的侵犯。如果对所有的侵犯行为都禁止，反而容易阻碍个人的自由活动[7]。陈兴良教授认为，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就说明不具备刑罚的不可避免性：（1）无效果。所谓无效果，就是指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规定为犯罪，并且处以刑罚，也不能达到预防和抗制的效果。（2）可替代。所谓可替代，就是指对于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不运用刑罚手段，而运用其他社会的或者法律的手段，例如道德教育、民事或者行政制裁，也足以预防可抗制这一危害行为。（3）太昂贵。所谓太昂贵，是指通过刑罚所得到的效益要小于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8]。由此可见，依据刑罚谦抑思想，只有在运用其他非法律的手段和民事、行政法律尚不足以规制危害行为时，刑法才具备了适用的条件。笔者还以为，在业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对不法行为人科处相对较轻刑罚即可达到目的时，不应适用较重刑罚，属于刑法谦抑的应有之义。所以，“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刑罚是国家为保护法益与维持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Utima ratio）,能够不使用刑罚，而以其他手段亦能到达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的手段[9]。
在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情形中，就是充分发挥民事法律的规制功能，一方面让交通肇事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一方面也没有限制交通肇事者的人身自由，调动了不法行为人赔偿受害人损失的积极性，实则是“两全其美”。反之，如果动用刑罚，一方面可能打消交通肇事者赔偿被害人损失的积极性，让具体受害人得不到相应的赔偿，一方面如果所有的相同情形均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必然造成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人为加重司法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对不法行为人科处刑罚，其与具体受害人之间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没有得到修复，可能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法行为人不敢真正面对受害人，而受害人对不法行为人的报应性情感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受害人和所在的社区不能重新接纳不法行为人回归社会，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更不利于犯罪的预防和减少。所以，对此类情形，用民事法律手段即可进行充分调整，刑法不必“事必躬亲”，再说动用刑罚的代价相对而言过于昂贵，不利于有限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反倒增加了司法成本。总之，在规定情形中，赔偿数额作为是否成立犯罪和是否加减处罚的依据，用民事法律进行有效调整，对于具体受害人和不法行为人确实是“双盈”，减少了司法成本，也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充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三）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民注重调解的习惯，符合普通百姓的心理
由于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更多体现为一个“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普通百姓把打官司看成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而不是动辄对簿公堂。有西方学者曾这样说过：“在远东，法不过是为了确保社会秩序采取的第二位的、从属的手段，而且人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在那里，人们觉得社会构成的和谐只是我们在自然和宇宙中看到其范式的普遍和谐的一部分。法带着枯涩的逻辑推理和外部强制的一切属性，是一种很幼稚的维持秩序的方法，适合于野蛮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自愿服从的，在家庭、部落和村落发展起来社会共同体中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在其渊源上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由传统和谐地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总体。但是这些规范的目的不是使每一个人获得他应当获得的东西，而是使社会构成处于和谐状态之中。结果，解决纠纷不是在战场上留下胜者和败者，而是每一个追求自己权利的人必须注意，让对方‘保存自己的面子’。因此，在远东，权利的实现，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法官作出一胜一负的判决，而是和平的调解、心平气和的调停。”[10]上述堪称经典的论述表明，在被害人在自己利益受损尤其属于轻微纠纷时，普通百姓很不愿意有强大司法机关的主动干预，他们深知公权力的介入使其在受到一定保护的同时需要承担巨大的代价。
在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情形中，如果肇事者与具体受害人能在赔偿数额上达成协议且肇事者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这样，既能满足普通百姓的心理，又能很好维护社会稳定，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刑罚权实无主动介入的必要。
（四）该规定体现了形式的、机会的平等，并不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由于人都希望得到尊重，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平等的要求素来有之。但是，何为平等，迄今还没有一个能让多数人接受的概念，只是形成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是平等概念的基本要求的共识。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能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能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11]。“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即在对不法行为人科以刑事责任时也必须满足“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的基本要求，在刑法理论上，则表现为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也就是不法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不能因行为人的财产、家庭、身份、学历等而有殊别。
任何事物都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事物。对于平等而言，也只有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平等只能是美妙的幻想，只能是在平等外衣掩饰下的更大的不平等，进而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也只能是相对的平等。“相同的名义指刑不是相同的是在之刑。年龄、性别、等级、命运和许多其他情节，应该调整对相同之罪的刑罚。如果罪行是人身伤害，同样的财产刑对富人将无足轻重，而对穷人则沉重不堪；同样的刑罚可能给某一等级的人打上耻辱的烙印，而对低等级之人则可能毫无影响；同样的监禁对一个商人可能是毁灭的打击，对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则无异于死刑，对一个妇女可能意味着终身耻辱，而对其他状况的人也许无关紧要。”[12]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概念更多体现为机会的、形式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只要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就足以体现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因为它为每一个不法行为人均提供了相同的免刑机会。至于各不法行为人能否以自己的财力为保障，达到出罪或者减轻处罚的目的，则不是刑法所能调整的范围。即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体现了机会的、形式的平等，并不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三、该规定存在的不足
刑法理论研究的对象不应以刑事立法（此处刑事立法属于广义，包括刑事司法解释）为圭臬，理论来源于实践，刑法理论研究的源泉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刑法理论应该对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理论却高于实践，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导实践，所以，刑法理论研究不能唯刑法立法规定是瞻，不能仅仅对现行刑法立法进行研究，否则理论研究就丧失研究的品格，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刑法理论研究成为完完全全的注释法学，不仅不能完善刑法理论自身，更不能有力指导实践。
（一） 该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之权限，属越权解释。 根据我国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的原则，只有在下列情形中，才能对法律进行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作的司法解释，自然不能超越法律的相关规定，否则就超越了司法解释的界限，属于越权解释。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只是规定了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就要科处相应的刑罚，而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则是把刑事赔偿与对不法行为人是否以犯罪论处或者是否从轻处罚相挂钩，等于说创造了新的规范，违背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二） 该规定违反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可转换之原则。
刑事不法和民事不法存在实质性差别，前者的社会危
性远远大于后者的社会危害性。除此以外，民事不法遵循“无损害即无赔偿”的原则，而刑法可以处罚未遂犯；民事不法中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即严格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而刑事不法必须具有主观罪过，而且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除非刑法有明确规定等等。可见。刑事不法行为人与民事不法行为人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显然不可等同，故国家和社会对其非难程度显然应体现梯次性。但是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却将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考量标准，依据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前提下，本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肇事责如果能赔偿相应数额，责可以免于对其科刑转而适用民事法律予以调整。该规定从而疏忽了民事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实质性差别，突破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可转换之规则。
（三）规定中的“无能力”一词用语模糊，指待不明
刑法不仅仅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所以刑法立法必须尽可能考虑到让国民充分认识到该规范规制行为的后果，即国民对刑法规范有较好的预测可能性，以引导其自身的行为，否则，刑法规范的规制、引导功能将丧失殆尽。由此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国民行为的萎缩，刑法从保护国民自由的一面转向了限制了国民自由，而且，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也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应有内容。伟大的法学家耶林曾说“立法者应该象哲学家一样思考，象农夫般说话。”[13]为了充分顾及国民对于刑法规范的预期，作为有特定调整范围和目的的刑法规范便使用了部分普通用语，从而有了规范用语与普通用语之界分。
就规定中的“无能力”一词而言，属于普通用语的范畴， “无能力”一词从普通用语的角度而言，仅仅是指交通肇事者没有足够的财产赔偿具体受害人的损失，关注的是不法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依此理解，结果是有产者永远不会构成该种犯罪，显然不合立法旨意。结合该解释的规定，其意旨仅仅在于肇事者是否赔偿受害者的结果，而不是关注其财产状况，因为是否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显然是不法行为人悔罪的重要表现，即可以作为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考量情节。在这里，该规定的指涉是相当模糊的，很容易造成错误理解（相对于正确适用法律的角度而言），“无能力”作为普通用语的使用突破了规范用语的底线，是不恰当使用普通用语的表现。
四、对该规定的合理化建议
尽管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存在上述合理性，但是也有众多的不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错误地把本应作为实行非刑罚化或者非监禁化衡量因素之一的刑事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冲击过大。笔者以为，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十五万元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第四条第三项相应修改为“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三十万元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对原有规定进行如此实质性修改，就能够妥善解决法律位阶、司法解释权限、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等以系列问题。
首先，如此修改不会超越司法解释权限，刑法一百三十三条仅仅规定了“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的规定一方面没有明确界定不法行为人与受害人的责任进行相应的界分，另一方面“重大损失”没有明确的数额。如果不进行法律适用的解释，则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严重的司法不公，所以必须对刑法的含糊规定进行相应规定进行细化、明确，符合司法解释的条件，而且，作如此的解释根本没有突破原有刑法规定。“罪圈”的大小完全应该由刑法典进行确定，如果司法解释另行扩大或者缩小“罪圈”，都因违反刑法典的规定而无效。原有规定越权解释，变更了“罪圈”界域，显属不当。
其次，修改后的规定不仅充分考虑了在司法实践中，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数量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全面考虑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的原则，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的典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反对态度，其意志因素中蕴涵的危害社会的倾向性不大，所以作为同样的损害财产性案件，过失犯罪在构成要件要素的数量上远远高于故意损坏财产的案件构成要件要素的数量也属于情理之中，也符合相关立法主旨。同时，也考虑到交通肇事是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附属品，任何社会规范对行为的规制也就不能完完全全以牺牲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代价，所以不能对所有的交通肇事损害财产的案件均科以刑事责任，由此对交通肇事损害公私财产的案件确定较高的数量构成要件要素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要求。
再次不法行为人对具体受害人的赔偿，可以作为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这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作了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所以作上述修改也就没有将刑事赔偿的数额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规定，避免有重复之嫌。


参考文献
[1][3]参见杨忠民“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可转换”，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见苏惠渔“现实与理想之间－－过失交通犯罪研究”，载高铭宣、赵秉志主编《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3]参见侯国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缺陷分析”，载《法学》2002年第7期。
[5]参见脱尼F.马歇尔著，刘方权译《恢复性司法概要》。转引自半块砖“建立受害人谅解制度的设想（续）－－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应在执行阶段实现”，载《犯罪与改造》（京）2004年第8期。
[6][8]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第7页。
[7]转引自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