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工人受伤的责任如何分担

涂海堂与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其他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承包人将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第三人，第三人在组织工人施工过程中，工人因工受伤的，承包人作为建设工程的承建单位，对整个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对工人的工伤损害赔偿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第三人作为实际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和安全有更为直接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因此，承包方和第三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责任的分担由法院酌情处理。
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系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唐启茂联合建设，双方签订了《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联合建设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唐启茂投资并负责建设和非安置户房屋的处理。原告三才建司承建了该工程，并委托第三人唐启茂负责工程的具体施工。2008年7月28日，第三人唐启茂委托唐启全以原告三才建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项目部的名义与被告涂海堂签订了《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将模板工程分包给被告涂海堂，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范围、付款方式和结算办法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约定在施工过程中，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涂海堂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被告涂海堂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工人丁庆柏在务工过程中受伤，经过巫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原告三才建司支付丁庆柏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费用共计61418.55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因工人丁庆柏受伤而支付的费用应当由谁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原告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风险通过约定的形式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该约定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应为无效条款，对原、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责任分担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合同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三人唐启茂虽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在施工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对外均以原告三才建司的名义进行，其行为应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原告三才建司来承担。原告三才建司作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工程的承建单位，对整个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对工人的工伤损害赔偿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工人丁庆柏系在工地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被告涂海堂作为模板制作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过程负有直接的管理义务。对于原告三才建司已经支付的工伤待遇赔偿款61418.55元，该院结合本案客观实际，酌定由被告涂海堂承担70%的损失，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虽然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但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自身应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显示公平，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唐启茂虽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的实际施工人，但其行为代表的是三才建司，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三才建司承担。工人丁庆柏在工地上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三才建司对整个工程的安全负有监管职责，而涂海堂作为实际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和安全有更为直接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因此三才建司与涂海堂对工人丁庆柏的受伤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以自由裁量权酌定双方对工人丁庆柏的工伤赔偿分担责任并无不妥。

二、案件来源
巫山县人民法院（2011）山法民初字第107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二中法民终字第1152号

三、基本案情
　　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系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唐启茂联合建设，双方签订了《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联合建设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唐启茂投资并负责建设和非安置户房屋的处理。原告三才建司承建了该工程，并委托第三人唐启茂负责工程的具体施工。2008年7月28日，第三人唐启茂委托唐启全以原告三才建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项目部的名义与被告涂海堂签订了《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将模板工程分包给被告涂海堂，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范围、付款方式和结算办法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乙方（即被告涂海堂）的权利义务包括：“（1）建立项目施工班子，配置施工工人，施工的临时设施自行安排……（7）在施工过程中，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合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9）甲方所提供的扣件等，由乙方派员向甲方领取，工程完工后按所领材料单交还，差额由甲方按5%报销，超出部分由乙方按价赔偿。” 合同签订后，被告涂海堂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工人丁庆柏在务工过程中受伤，经过巫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原告三才建司支付丁庆柏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费用共计61418.55元。因原告三才建司未履行支付义务，丁庆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此原告又承担了执行费675元。2010年8月10日，被告涂海堂曾向该院起诉，要求原告三才建司支付工资86627元及垫付的医疗费1203.50元。同年11月9日，该院作出（2010）山法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了原、被告签订的模板承包合同有效，并判决原告三才建司支付被告涂海堂劳务费86627元。（2010）山法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已被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有效的劳务承包合同，现被告涂海堂辩称该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未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原告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风险通过约定的形式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该约定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应为无效条款，对原、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责任分担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合同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三人唐启茂虽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在施工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对外均以原告三才建司的名义进行，其行为应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原告三才建司来承担。故被告涂海堂要求第三人唐启茂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该院不予采信。原告三才建司作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工程的承建单位，对整个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对工人的工伤损害赔偿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工人丁庆柏系在工地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被告涂海堂作为模板制作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过程负有直接的管理义务。对于原告三才建司已经支付的工伤待遇赔偿款61418.55元，该院结合本案客观实际，酌定由被告涂海堂承担70%的损失，即42992.99元。原告三才建司要求被告涂海堂返还丁庆柏的工伤待遇赔偿款的合理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而原告所主张的强制执行费675元，系因其不履行法律义务而产生，故其要求被告涂海堂返还此款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涂海堂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所支付的丁庆柏的工伤待遇赔偿款42992.9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52元，依法减半收取676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641元，共计1317元，由原告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负担395元，被告涂海堂负担922元。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唐启茂作为三才建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项目部的法定委托人与涂海堂所签订的《巫山县三才建筑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的效力已被生效的（2010）山法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确定为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涂海堂主张双方所签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虽然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但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自身应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显示公平，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唐启茂虽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的实际施工人，但其行为代表的是三才建司，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三才建司承担。工人丁庆柏在工地上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三才建司对整个工程的安全负有监管职责，而涂海堂作为实际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和安全有更为直接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因此三才建司与涂海堂对工人丁庆柏的受伤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以自由裁量权酌定双方对工人丁庆柏的工伤赔偿分担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浅谈县级警务改革和警力资源配置

池榕华 林书设　　卢有明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然而，从治安环境建设看 ：一方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所产生的治安问题在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治安保障的需求也十分旺盛。 第一，政治安定需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地位必须从多方面改革，才能与此相适应。而在上层建筑改革时期，政治上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增多，急需良好的治安环境来作保障，以用于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执政党地位的巩固。 第二，公共安全需求。市场经济活动使社会各方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起刑事、治安案件或治安灾害事故都是对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第三，产业运营安全需求。要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建立一种防爆炸、防诈骗、防贪贿、防盗窃、防抢劫、防经济纠纷、防火灾事故等全新的治安机制。 第四，生命财产安全需求。市场经济使社会总财富和个人财富急剧增长，保护个人财富和生命不受侵害的群体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经历过动乱的人们，倍加珍惜安定稳定，常言道：宁做太平鬼，不做动乱人。 第五，调节社会关系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各种关系之间发生了一轮又一轮新的矛盾。理顺这些关系，解决这些矛盾用传统的政治手段、文化手段、行政手段已不能完全奏效，呼唤着治安手段的介入，用治安手段理顺和解决其他手段替代不了的社会关系和矛盾。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要改革现有的司法体制，特别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管理和警务运行机制，加强治安管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现有警务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人财物的大流动给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快速逃逸提供了条件，犯罪活动日益动态化、暴力化和恶性化，使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时机稍纵即逝。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内部警种设立过多、分工过细，造成警种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干涉“内政”。在处理警务时，由于内部指挥系统不畅，不仅出警迟缓，而且常常产生警力交叉重叠现象，警力浪费不说，还在客观上导致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更谈不上形成合力了。传统的勤务管理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我县的情况看，尚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警力不足，警力比约为1：175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360。二是警员素质较低。一方面是正规法律科班出身少，另一方面工作任务重，培训计划未落实，特别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培训没落实，警员素质的提高达不到时代发展的要求。三是警力资源配置不合理，首先是机构设置上小而全，每个机构都有专人，占用很多警力，其次是体制上，沿用旧的体制，分地方公安、企业公安和林业公安等等，各隶属不同的主管部门，县公安局对警务掌握、使用和管理职权不清。最后是科学管理上缺乏统一的、高效的管理体制，造成有限的警力资源浪费。
　　改革警务制度，挖掘资源、合理配置警力的几点思考
　　(一)以人为本，政治建警。具有一定工作技能和高度政治责任心的民警，以及由此形成结构合理的民警队伍是决定警力的首要因素，在任何情况下，民警的素质都直接地影响着警力的变化。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建警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新时期保持公安机关性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履行公安职责的根本保障和前提条件。政治建警，根本一条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指导公安实践。理论上的清醒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要不断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敏感性和鉴别力，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使公安机关始终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并自觉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开展工作，真正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政治建警最重要的一条是树立终身为警的观念，时时为警观念，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情况是警察就是要履行警察职责，无论是当班与否，职责范围内外与否，都要挺身而出，自觉履行职责，协助处理好各种事件与案件，处处树立警察的高大形象，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政治责任感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
　　(二)严把“入口”，畅通“出口”。长期以来，“入口”把关不严是造成民警的基本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偏低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这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解决的办法是抓住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市场活跃的有力时机，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及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采取公开考试、公开招收等措施强化“入口”的规范性和制约机制。同时，对队伍中一些不能胜任公安工作，屡屡违纪违规给公安事业造成严重后果的“害群之马”，要依照有关管理条例，清退出公安队伍，以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保证队伍的纯洁。
　　(三)、强化培训、提高素质。公安教育内容广泛，基层公安机关应从实际出发，抓住符合实战需求的教育重点，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强化民警知识“充电”，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县级公安机关，没有自己专门的教育培训组织机构，只能依靠上级公安部门一年有限的几次、有限的几个名额参加培训，工作一忙，还会受到冲击。这样长期不“充电”，知识得不到更新，专业技能得不到提高，民警的素质实际上就是在下降。应当结合实际，积极为民警的再教育创造条件，较为系统地定期组织民警轮训。同时，要加大交流轮岗力度，培养一专多能的公安干警，以适应新形势对公安干警提出的新要求。
　　(四)、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抓好公安队伍领导班子建设，是充分发挥警力资源效应的关键。从严治长，首要的是发挥党委班子的核心领导作用。党委班子要时时刻刻警醒自己，发挥模范标杆作用，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激励民警。其次是要抓好中层领导班子建设。在从严治警的同时，还不应忘记从优待警。“从严治警一本书，从优待警一句话”已越来越成为队伍难于管理的突出问题。政治上，要关心重视民警的进步，提拔任用，评先评优，要重实绩，重公认，不主观臆断；工作上，要想方设法为民警提供宽松环境，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缓解工作压力；生活上，要提倡用家庭式的关爱温暖人，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民警解决后顾之忧；在方法上，要与民警平等相处，民警最欢迎的还是领导以平常的姿态与民警交心谈心，架起理解的桥梁。
　　(五)资源重组，科学决策。精简专业部门，充实综合部门。尽快建立一个高效灵敏、指挥畅通、一呼百应的整体联动机制，改革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实现资源重组，这既是警力资源开发的需要，更是从制度上保证优秀警察脱颖而出，实现一警多能，综合开发警力资源之所需。要防止民警充实基层后再次出现机关化倾向，变“坐堂接诊”为“外出巡诊”，提高街头的见警度。基层实战单位推行弹性工作制、二班制和夜班制等勤务模式，在城区派出所取消了双休日集中休假制度，民警周二至周日轮流休息，解决“群众休息我休息，群众上班我上班”的机关化问题。白天，社区民警结合社区巡逻开展走访、入户调查、安全检查、整改隐患。夜间，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发动群众，组织治安志愿者义务值勤，带领保安联防队员开展社区巡逻防范和盘查检查。
　　1、精简内设机构，规范警种职能。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层次不清是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的突出问题。目前，县级公安机关内设的科室所队多达15个以上，几乎与省、市级一一对应。警种多，有的警种机构建制又高于其它部门，这种状况常造成指挥协调不力，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扯皮，也不利于将警力向一线倾斜。县级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应突出战斗实体的需求，改变分工过细、警种过多的现状。无需讲究上下对口，将职能重叠的部门合并，减少警种，彻底改变“小而全”的做法，将合并后的富余警力充实到基层一线，增强实战能力。其次是要规范各警种的职能。职责清晰可使警力资源合理操作。《人民警察法》明确了公安机关职责的14个方面，这是从法律上对人民警察职责的确认。必须依照警察法的规定，明确各种职责，相应地配置、开发警力资源。再次是建立相对集中的警务联动区，如在乡镇建立中心派出所等，合理配置警力，调剂警力资源。最后要建立以块为主的警务指挥机制，对所有警务资源实行以块为主，统一收编，统一使用，改革现有的隶属关系不合理的状况。
2、改革人事制度。调动民警的积极性，建立以绩效考评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机制，用一定的标准去评估民警个体的绩效，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民警提升、晋级、加薪、奖励换岗的依据，开展岗位竞争，可以促使每一个民警产生压力和动力，由此推动公安机关内部警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合理的结构组合，进一步激发民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警力资源处于最佳状态。
3、落实责任制。进一步理顺实战指挥、整体联动机制，专门规范分级处警制度和工作职责，明确由“110”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点线面上的各股防控力量，有权指令开展全县或区域范围的警情处置和围堵追缉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将刑事、治安案件，交通、火灾事故等各类警情定级，明确规定根据警情大小和紧急程度，分别由对应级别的领导亲赴现场指挥处置。由局领导到场处置的警情，涉案地派出所、交巡警大队和局有关科队的领导要同时到场。其他一般警情由各警种的相关民警承担处警责任。 建立以派出所为单位划分防控工作责任区，绘制派出所的防控作战图，实行挂图作战；把派出所、交巡警、刑侦、治安等警种和机关挂钩部门警力、社会防范力量统一纳入责任区，根据属地管理与业务主管相结合的原则分别承担防控责任。各个警种和每个民警在责任区内既担共同责任，又负单独责任。
　　(六)综合治理，群防群治。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是公安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弥补公安自身警力不足，开发警力资源的另一有效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总的对策是：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指引下，以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为基础，遵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贯彻执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原则，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齐抓共管，各司其职，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技术的等多种手段，融打、防、教、管、建、改为一体，形成严密有序的预防犯罪体系，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控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 走群众路线，首先要树立良好的公安队伍形象。没有好的形象，是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的。其次是要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充分发挥准治安力量，如治保干部、联防队伍、企事业保安组织的作用，建立起群防群治的社会大治安防范格局。近年来，基层群防群治组织作用严重弱化，有的已名存实亡，这固然有经济利益的因素，但与公安机关放松了监督管理不无关系。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使各个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认清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群防群治组织的管理和指导，使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值得信赖的力量，从而最大范围地延伸警力空间。
　　(七)保障经费，科技强警。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公安机关第一战斗力。现代高科技的运用，可以大大解放警力，提高警务工作效率。在现代社会，开展各项工作都离不开科技的武装，开发警力资源更加离不开科技手段。从目前情况看，整个公安系统科技意识仍很淡薄，对民警科普知识的教育基本处于空白或不自觉状态。用高科技的设备、装备武装民警，增大高科技的投入外，更主要的是要强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抓好科技知识的普及教育，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要求，这也是今后开发警力资源增强警力的最大空间。

(作者池榕华系大田县公安局副政委 林书设系大田县委政法委副主任科员　　　卢有明系大田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