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等式
¬¬—紧急避险视野下的生命的质与量

吴思博*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所谓“超过必要限度”，实际上就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实际案件中极其复杂，关系到是否适用紧急避险，关系到当事人罪与非罪的判断，故又极其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国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前述中所提到的通说¬——“大于说”，认为必须是“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必须大于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另一种观点是“等同说”，认为“在保全法益与牺牲法益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应当承认其为紧急避险”。
【关键词】 生命权 紧急避险　　利益权衡 　

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但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有“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抽象规定，通常情况下两个权益不难比较，例如，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的行为又如何定性呢？请看下面的案例：
（1）甲、乙、丙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表现，挖开洞口需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对应否付诸实行，他们征求了救助人员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其后通讯中断，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乙、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
对本案例，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据一般人的思维选择可以出现以下集中不同的结果。第一，就是舍己为人，即三人中有一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使得其他二人得到食物和空气的保证，从而维持生命；第二，就是三人当中的任何两人合谋将第三人杀死，来取得食物和足够的空气，第三，就是本案中的做法即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个人的死亡来维持其他两人的生命；第四，就是三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食物被吃光，空气被耗尽，在救援人员的到来之前死亡；第五，就是假如三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三人都想为了活命而相互斗殴，为了能取得更多的食物和空气，结果可想而知，三人之间必定斗殴致死。面对以上可能出现的集中情况，笔者认为，第四、五情况是最不理想的也是所不愿看到结果，即没有任何人可以活下来，所以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在第二种情况下即使最后活下来的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在那之前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所保护的法益，即产成了犯罪的意识，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这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第一种情况就很少的出现，也可以说法律并没有要求人们在紧急关头作出道德高尚的行为——牺牲，挽救他人的生命，法律是以一般人的人性思想在一般的情况下作为规范的对象，而不是要求人们实施所谓的英雄主义，更何况这并不是人们的义务，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只有第二种情况是大家所能接受的也是能保护法益最大化的作法。而且这并不违反现行的刑法规定和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古老的刑法格言，其基本含义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不能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适用该古老的刑法格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紧急情况。也就是说刑法的禁止性规范是以一般人的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所设立的，但现象总有特殊和一般之分，在特殊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便难以遵守针对一般情况下所设立的法律规范，所以在紧急情况下，人们的特殊行为就可以使其合法化来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二）不得已。（其构成要件中已阐述）即要求行为人实施该行为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施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最大合法利益的唯一方法。（三）所保护的合法利益大于损害的合法利益，不能是等于或小于。否则所采取的避险行为就没有意义，如何去衡量合法的法益大小，根据前述的法益权衡原则，我们可以进行比较而得出。但就本案例而言，两个生命的法益如何衡量是本文的讨论的重点，笔者认为既然人的生命是人身的最高权利，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出人在面临危险乃至生命的存亡时其求生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这也就可以了解案例中行为人为了保存生命而作出的行为，即牺牲其他人的生命来保存自己的生命，这种牺牲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违法的，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价值观来说，这是保存利益最大化的唯一做法，因为行为人不可能选择像上述可能出现的第四、第五种情况，最起码这种情况下实施这种行为法律应该鼓励，最起码不应该是否定的。
其次，根据“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和结果，那么对被害人来说也就不存在侵权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说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已经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根据外国的刑法理论，法律行为说。被害人的承诺是给行为人实施一定侵害行为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利益放弃说。法秩序把法益的维持委托给法益的保持者，承诺表明其主体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故也就没有侵害之说。综上理论，笔者认为既然被害人（利益主体）放弃了法律所赋予他的合法利益，同时承诺行为人可以实施一定的侵害行为，也就是赋予了行为人一定的权利，故行为人所实施的得到被害人同意侵害行为是不为罪的，是不应该受到惩罚的，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在没有法律可以适用的情况下。
再次，根据阻却违法事由说。日本的木村龟二指出：“关于生命、身体的紧急避险被解释为责任阻却说，是因为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当不能期待产生采取合法行为的决心时，应理解为由于缺少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 。再者由于生命与生命、身体与身体并非完全不能比较。生命虽然在质上不能作比较（人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可以在量上可以进行比较（换言之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与数人的生命应该是有区别的），在牺牲一人能保全数人生命的情况下应该是允许的。故我们在不能期待产生采取合法行为时，根据法律所保护的目的——追求最大的利益，我们可以用量的紧急避险来解释这个难题。
综上所述，很明显的根据刑法理论人的生命不能作为紧急避险的对象要件，但是我们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紧急的情况下，实施某种行为使保留最大利益的做法毕竟是我们刑法追求的目标，也是法律所追求的。根据“紧急时无法律的格言”，我们可以说法律是在一般的情况以一般人的思想来制定和颁布的，不能适用在紧急的状况，也就是由于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避免所产生的危险,即不能期待行为人采取其他的方法避免危险（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所以应排除行为人的责任。可能有反对者说生命权是人的最高权利，正是这样也就决定了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其求生欲望是多么的强烈，也就不得不由采取了那种行为，更何况行为人实施行为是在牺牲者（笔者认为之所以不称之为被害者，是因为行为人没有陷害的故意）所答应的，根据“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实际上是牺牲者放弃了法律所赋予他的一种权利，同时牺牲者也赋予了行为人一种实施该行为的权利。可以说出现上述的结果是人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但这也是在紧急情况下所能保护的最大利益的做法。利用经济法学的角度，法律就是追求最大合法利益的。故笔者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应该适用紧急避险。至于行为人的责任，当然我们不能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只能在民事方面作出适当的赔偿。
（2）某村女干部下乡做群众工作，在回来的路上遇歹徒，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周围荒芜无人，女干部应歹徒的要求，将自行车交给了歹徒，但当时要求将打气筒归还。女干部乘歹徒蹲下看车时，抡起打气筒朝歹徒脑门一击，歹徒昏倒在地，女干部乘机逃跑。终于在这荒无人烟的 地方见到一户人家，女干部投宿与此。户主老妇人对女干部遭遇深表同情，并 安排其女与女干部同睡，女干部睡于床榻外侧。歹徒清醒过来后回家，听其母描述，方知女干部竟投宿到其家。为阻止女干报案，歹徒遂起杀意，杀人灭口，并与其母谈了此事。恰逢母子两的谈话被女干听到，于是女干部与歹徒的妹妹调换位置睡觉。果真，半夜，歹徒摸黑进了房间，对准床榻外侧即砍。结果被杀害的正是歹徒妹妹。
　法院对此案的审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杀人罪，是属于避险过当的故意杀人罪，但减免了对女干的刑罚。根据是：“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根据《刑法》第21条的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的合法利益的行为。由于紧急避险行为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上看并没有危害社会的故意；从行为的可观方面看，虽然损害了无辜的第三者的合法利益，但却保存了更大的利益，从总体上看对整个社会使有益的，因此不构成犯罪。
成立紧急避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有现实的危险发生，有危险需要避免，这使近几比相的起因条件；（2）危险正在发生，这是紧急避险的时间条件；（3）行为针对的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这是紧急避险的对象条件；（4）行为必须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危险的损害，这是紧急避险的主观条件（5）紧急避险损害必须是挽救或保护较大合法权益免遭损害而迫不得已的措施；（6）行为所造成的合法权益的损害，必须小于所欲避免的损害，这是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只有完全具备这六个密切条件、缺一不可的条件，才是合法的正当的紧急避险。 在本案中，女干部在得知歹徒想杀人灭口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牺牲歹徒妹妹的方式保全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女干部已经具备了紧急避险的前五个条件。
本案的关键时，女干部的行为是否符合紧急避险的第六个条件即所造成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是否小于其所要避免的损害。由于这涉及到合法权益带笑的权衡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案情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就本案而言，女干部所要保护的时自己的生命，但她的行为却牺牲了歹徒妹妹的生命，两者只见并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这是因为生命在人的权利体系里时至高无上的，对于以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而言，人时生而平等的，个人的生命时等价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受到社会的同等尊重与保护，没有那一个社会成员应当被作为换取其它成员生命的代价。因此，为了保全本人的生命权而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并不构成紧急避险。
女干部的行为虽然不是紧急避险，但也不构成犯罪。这时因为女干部的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刑法不能将之作为犯罪处理。在刑法理论上，期待可能性是指在具体的行为条件和行为环境中，行为人是否具有不采取违法犯罪行为，而选择合法的行为方式之现实可能性。如果有，就是具有期待能性；否则即缺乏期待可能性。刑法对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即使时违法行为，也不能按犯罪处理。这一方面固然是出狱对人性关怀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无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没有人身危险性，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本案中女干部的行为即属于此种情形。虽然女干部在面临重大危害时也可以让自己睡在原位，但如果这样的话，她自己就会被杀；她也可以选择跟歹徒妹妹换个睡位，但这又可能导致其死亡。在这种两难的的状况下，女干部的意志时自由的，也时不自有的。说其意志时自有的，时因为她可以选择牺牲自已以保全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说其意志时不自有的，时因为趋利避害时人的天性，一般人不可能以牺牲自己来保全社会和他人，她只是一种被传统道德所推崇的高尚行为，而法律是不应将行为的底线建立在人们的崇高行为之上的。刑法所禁止的只能是社会上最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而不能过分期待人们做出高尚的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女干部选择跟歹徒的妹妹换个睡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行的违法行为，缺乏期待的可能性，刑法不能人为其是犯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女干部的行为不属于紧急避险，但也不构成犯罪。
（3）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十分典型的判例：在一次海船失事后，一只救生艇上超载有9名海员和32名乘客，在暴风来临时，为减轻载重，避免全艇覆没，几名海员把 14名男乘客抛入海中。救生艇因减轻重量而没有沉没。后来，被告人按过失杀人受审。法院认为，为驾驶救生艇而留下几名水手是必要的，但多余的船员应先于乘客而牺牲，乘客中谁应牺牲则需要用抽签办法决定。最后法院判处被告人6个月苦役，总统也拒绝给予特赦。
笔者认为这个案例的判决存在着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第一，被告人的行为很明显是故意杀人，定过失杀人的罪名应该是因为量刑的需要而做的一种变通。第二，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以牺牲某些人生命来救助另一些生命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六个月的刑期到底有多大的威慑力？（当然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应当先做出牺牲）。恐怕这种处罚的威慑远远无法超过在危急情况下求生的欲望。第三，抽签的办法是否可行？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每个人存活下来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弱肉强食的物竞天择，其避免了主观上的任意选择性。但是有多少紧急情况是可以让当事人有时间、有条件抽签的？可能抽签的结果还未确定，灾难已经发生了。我以为，这个案例最引人思考的地方还在于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的避险行为是否能适用紧急避险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在紧急避险案件中，衡量权益的大小时，财产权的价值大小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此外，人身权大于财产权，生命权大于人身权，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两相冲突的利益都是生命权时，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德国现行刑法典规定：“为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违法。但要考虑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及危害程度，所要保全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而该行为实属不得已才为之的，方可适用本条的规定。” 美国《模范刑法典》则规定：“行为人认为为避免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或损害所必须的行为是正当的，只要：（1）行为试图避免的伤害和损害大于法律通过确定被指控的犯罪寻求保护的利益……” 日本刑法规定：“为了避免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的现在危难，不得已实施的行为，只要其产生的损害没有超过想避免的损害的程度就不处罚。” 对于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则认为“人的生命在法律上都被看成是相同的价值的，这种场合，也可以承认是紧急避险”。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有认同此种立法精神的。
（4）卡纳安德斯之板:船沉没后两人争夺只能载一人的木版,体强者将体弱者推开致体弱者淹死。
本案例是著名的卡纳安德斯之板，就是一个有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经典案例。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规范责任论的核心，它来自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关于莱伦芬格一路领先的判决。（该事件在刑法理论上通称为“癖马案”） 。
期待可能性，就其含义来说，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合法行为。 法并不强制行为人作出绝对不可能的事，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谴责。如果不具有这期待可能性，那么就不存在谴责可能性。
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无非有四种可能性：一是其中一人舍己为人，二是其中一人舍人为己，三是二人互让同时死亡，四是二人互争同时死亡。第三种和第四种是最差的结果，第一种情况是建立在高尚道德基础之上的，如果将第二种情况视为犯罪，就是对人以第一种情况相要求，如此，法律是以崇高的人性为基础而不是以软弱的人性为基础。但是，刑法既不强迫人们做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因此，尽管上述第二种情况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是犯罪。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大于说”的理论是存在着缺陷的。持“大于说”的人们都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上看，认为在两个权益相冲突而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任何人都希望保全较大的权益，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按这种理论，当两个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难之中，只能牺牲一人保全另一人的生命时，要想不触犯法律，便只能是共同等待死亡。“大于说”的原意是要在总体上尽可能的为社会挽回损失，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在两人同时面临危险之时，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人的生命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这样毕竟避免了两人同时死亡这种更大的损失。当然，在现代提倡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中，没有人愿意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只要有条件有时间采用抽签等其他类似的合理方式，就不能采取弱肉强食这种带有主观任意性的野蛮方式，但是如果情况确实紧急，根本没有这种条件，法律也不能过分苛责当事人。毕竟在紧急情况下的违法行为，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主观恶性，因此，体强者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体强者和体弱者二者都受到生命威胁的状况下, 体强者是自救不得以而为之.生命是平等的,不能说谁的生命更重于谁. 体强者是将体弱者推开,不能因此而让体强者承担法律责任.最多在道德上加以谴责.相对的,即使体弱者推开了体强者,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刑法还没有做如此之规定，应该有法官结合相关的法理综合全面的考虑，做出更正确的判决。
综上所述，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是采用“大于说”还是“等同说”，根据刑法“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但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有“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抽象规定，通常情况下两个权益不难比较，例如，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的行为又如何定性呢？我们国家的刑法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在紧急避险下同是生命是否存在质与量之分？笔者认为，在紧急避险下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来牺牲他人的生命时，应有质的存在。例如：在紧急避险情况下一位国家培养多年的人才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一位平常人的生命，根据“等同说”理论应承认生命具有质的存在。另外，在紧急避险情况下，为了保全大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少数人的生命的行为，笔者认为根据“大于说”理论在此情况下亦应承认生命是具有量的存在。在特殊的环境中当有法律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进行调解；反之，依照自然法。
笔者建议立法者应对此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法官根据相关法理精神来自由裁量。法律并没有要求人们在紧急关头作出道德高尚的行为——牺牲，挽救他人的生命，法律是以一般人的人性思想在一般的情况下作为规范的对象，而不是要求人们实施所谓的英雄主义，更何况这并不是人们的义务，我们可以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谴责。根据“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古老的刑法格言不应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应从民事赔偿方面给予牺牲者家属相应的民事赔偿。

[*]吴思博（1982－），安徽合肥人，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士，现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律系学生。

参考书目：
1．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
3． 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张明揩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青少年犯罪成因及预防之浅见


吉水县人民法院 李 昶

[内容提要]：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现代社会犯罪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尽管在我国现代有关犯罪的法律法条中还没有出现“青少年犯罪”这一称谓，但作为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因其某些已构成“犯罪”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本文首先从法理上对青少年犯罪进行了界定，分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客观原因，简要介绍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



[关 键 词]： 青少年违法犯罪 法理界定 原 因 预 防



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率的居高不下现状，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稳定。结合几年来办案的经历和一些社会调查。本文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和预防淡一点浅简的看法。
一、 “青少年犯罪”的法理界定
青少年，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应该是“青年”和“少年”的简称。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青年”的诠释为：指人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对“少年”一词的诠释是：指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阶段。而根据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成长分段，“少年”是十岁左右到十四五岁左右的年龄段； “青年”是十六七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年龄段。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诠释还是心理学上的分段，青少年应该是“趋于成熟”到“成熟”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体，是生理各因素和心理各素质定型也是易变的阶段。这主要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对青少年成长过程的一个年龄界定。
那么，青少年犯罪是否也就是指“青年”和“少年”两个群体人的犯罪的简称呢？答案是否定。
首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条上，对犯罪主体的界定中，还都没有“少年”和“青年”的称谓，而只有未成年人之说。少年是未成人，这是很明显的。而“青年”就不一定都是未成年人，从年龄的划分来看，大部分青年的年龄段都处于成年人的年龄段里。而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在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上是有显著区别的。所以，青少年犯罪不应是青年犯罪和少年犯罪的简单相加。
其次，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三条指出了法律意义上“犯罪”的含义：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有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青少年犯罪和非青少年犯罪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犯罪的内容上是不同的。第一，犯罪主体不同。第二，处罚所坚持的原则不同，《刑法》规定对一般犯罪坚持“惩罚、打击”的原则，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指出：“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娇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对青少年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我国现行法律法条里没有“青少年犯罪”的称谓，但从生活实际和具体的工作中，结合《刑法》第十七条的精神，将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4个阶段：绝对无责任、相对有责任、完全负责任、从宽责任。青少年犯罪应该是：第一，绝对无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 。指不满14周岁的人对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相对有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指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几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从宽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指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实施了犯罪且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阶段的人犯罪，通常又称之为未成年人犯罪。18周岁以上的人犯罪，都称为成年人犯罪。
二、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主观因素
青少年因其生理和心理诸因素都处于“变化活跃期”也可以说是“热变化”状态，加上其生活经历也比较简单，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景”都很难有正确的把握，这样只要“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冲动”或者是“颓废”两种极端心态。具体表现为：
道德意志薄弱。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正处在高度的社会化进程中，身心发展都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强，拒腐蚀的能力较差，如果受到外部条件的不良诱惑和熏染，就容易走向反面，形成“孤注一掷”、“偏激浮躁”、“报复仇视”等心理，甚至沦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是非观念模糊。由于青少年的社会阅历浅，缺少必要的是非观念，在他们心理上最容易表现出：一是重感情。往往以哥们义气代替健康的友谊，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 “从众同流”心理严重，不知不觉就造成了违法犯罪；二是易冲动。往往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感情用事，以致造成明知故犯的严重后果。
价值观念扭曲。由于受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一部分青少年形成了畸形的价值观：“浓缩人生”、 “老实吃亏”、 “法不责众”等错误的价值观，而互助友爱、无私奉献却被他们视为傻瓜，自私自利、唯权唯钱成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不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必然导致不良的行为，成为违法犯罪的心理动因。
（二）、客观原因
家庭的不良影响。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的更为丰富。现代家庭 在经受各种诱惑的同时，也逐渐在发生变异。这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了重大冲击，各种心理“畸形”的孩子应运而生，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压力。这主要表现在，1、家长的生活方式不当或行为不端。如家长挥霍浪费、无限制地给予孩子零花钱、参加赌博、封建迷信活动等，对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给其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2、家长监护不力、寄存孩子现象突出。这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父母打工在外或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孩子，就将孩子“寄存”在别处——外婆家、奶奶家、亲戚处，让孩子从小就感受不到他们的爱，给孩子心灵造成了阴影。形成“妒忌心理、孤僻性格”，使外界的不良诱因有了可乘之机。在近几年的各类青少年犯罪中，寄存孩子犯罪数占到了20—30%的比例，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3、家庭环境恶劣。父母离异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据统计，在近年，我国离婚率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父母离异后，许多孩子无人照管，即使有人照看，也是要遭受到“后妈”、“后爸”的冷眼和排斥，给孩子心理留下痛苦的创伤，形成孩子“仇恨心理”“报复心理”。4、家长教育方法不当。家长无原则的溺爱、袒护，使孩子对自己不良行为产生“合理感”，让孩子形成“以为恶小而为之”的心态，等孩子问题成堆后则采用极端粗暴的压制，甚至是棍棒交加，赶出家门。许多青少年的失足与此有关，最初是长辈的喜爱、夸奖，周围人们的称赞，使孩子产生了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态度。等到罪错成堆，家长感到没面子，就采取无情的谩骂毒打。这样从对不良行为的“合理感”未经任何思想转化突然变成“犯罪”，成为大众指责的对象，则容易引起孩子剧烈的心理矛盾，随即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将孩子“推”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可以说是现代父母教育孩子的一个怪圈。
学校教育失误。如果说家庭是孩子心灵成长的土壤，那么，学校就是孩子心灵成长所需的营养，学校是塑造孩子美好心灵的生态场。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生态，必将对孩子心灵后天的成长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如果教育方法不当，也可能使学生染上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我国的教育环境和局部的教育生态状况，从目前来看，还有诸多弊端，“云南马加爵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现代教育生态里的不足。学校教育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形式：一是教育思想不端正。由于升学的压力，倡导了好多年的素质教育改革又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依然被应试教育的反弹所占据，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随意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习压力重，厌学情绪严重，甚至为保少数“尖子生”而将差生拒之门外，差生遭受歧视，导致学生厌学、逃学，甚至流入社会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低龄化”，原因就是大部分青少年中学毕业后，升学不能，又不愿进入职业技术教育，只好走向社会不分是非“随波而混”。二是学校监管不力。一些学校管理不善，规章制度不健全，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不能进行及时的帮教处理，导致问题沉积，校风不正，甚至产生违法犯罪团体；三是教师职业道德滑坡。市场化，为教师的智力财富变成现实的物质利益搭上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但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少数教师忘记了为人师表的宗旨，利欲薰心，违规收费、向学生推销商品、向家长索要财物，学生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则遭受百般歧视，造成部分学生产生对抗心理，违规作对；四是教育方式不当。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和性知识的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从现实来看却不容乐观，95%以上的基础教育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即使少数学校有，也只是做个样子，完全放在“副科边缘”的位置。另外少数教师对违纪学生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动不动就施用体罚和变相体罚手段，轻则讽刺挖苦、罚做作业、状告家长，重则谩骂殴打、处予罚款、赶出学校，致使学生畏惧，最后干脆逃学，流入社会参加不健康的活动，或者违法犯罪。
社会诱因的侵蚀。社会的影响在孩子心灵成长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常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在一定层面上不无道理，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腐化的“泊来品”蜂涌而入，加上我国体制转型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社会环境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恶化，特别是校园周边环境的混乱是造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一方面，社会不良环境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抵毁作用。如校园周边开设电子游戏室、网吧、卡拉OK厅等，部分业主唯利是图，播放各种恐怖、枪杀、抢劫、强奸、绑架、色情等影片，吸引青少年出入其中，以致染上不良习气。目前出现青少年犯罪类型的恶劣性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小群体的吸引和束缚，使部分青少年不能自拨。这些小群体的青少年游离于犯罪边缘、行为异常，对一些有不良倾向的青少年具有影响驱动作用。这种小群体通常由社会闲杂青年和流失生组成，经常三五成群地在学校周围活动，吸引和拉陇学生加盟。小群体中，参与结伙打架，偷盗勒索、赌博淫乱等违法犯罪的情况不胜枚举。他们往往重哥们义气，经常一起吃喝玩乐，青少年一旦入伙，难以自拨。
三、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对待青少年犯罪，要以预防、教育为主、惩戒为辅。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提高家庭素质，营造良好的家庭的氛围。孩子一出生，首先接触的就是家庭环境，作为家庭环境的营造者的父母，要认真对待，引起重视，时刻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不断学习，提高素质。做好孩子生活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就形成良好的习惯。对一个家庭来说，从小就培养了孩子良好的习惯，他的家庭教育就算是成功的。否则，孩子养成了许多不良的习惯，等他长大了才发现，就晚了，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说的就是这个理。当然，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孩子学会尊重人，对人有礼貌，而这点却恰恰让我们许多父母给勿视了。试想，一个从来不懂得礼貌，又不会尊重别人的人，在生活中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吗？其次就是我们的父母也要不断地学习，不要盲目营造“家庭民主”，要注意如何去爱孩子，要理解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特别是要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多给孩子鼓励。不放任，也不死板，既要让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父母的温爱，又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威严。这才是真正和谐、文明的家庭。
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和性知识教育，已是刻不容缓。改变我国现代基础教育中的弊端，让素质教育真正走进教室，走进课堂。对处于相对无责任年龄段的青少年来说极为重要。在学校增设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心理辅导课或心理咨询，帮助青少年学生解答各种因生理成熟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指导青少年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切实减轻学业负担，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和内容，客观真实、公正公平评价学生。培养学生自信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强学校制度建设，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让校园、教师、学生共同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教育生态环境。
完善法制体系，构筑社会防线。应该说，我国现有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些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一定层面上不仅填补了因国外的《少年法》、《少年法庭法》所带来的法制空白，也为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履行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义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为青少年的成长应该有一个健康的氛围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需要全社会的人都要有一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爱心，需要全社会支持“希望工程”，把那些失学、辍学、生活无着落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长期关心、爱护；要加强社会教育，积极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发挥综治办、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心理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要举办青少年父母的法制学习班强化法制观念；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的违法犯罪青少年，不要歧视，要做好帮教和安置工作，减少重新犯罪。





[参 考 书 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年1月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11月1日实施
4、《青少年研究》，杨晓梅 1999年第7期。
5、《青少年犯罪预防、控制问题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
康惠农、王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