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修正案的决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12号


（厦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于1999年9月22日通过）


厦门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议案，决定对《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被拆迁房屋与安置房屋的水、电、管道煤气、有线电视、电话等配套设施的种类、数量相同的，不结算差价。”
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拆迁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依照本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就近上靠标准户型偿还后，上靠标准户型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按住宅安置房建安平方米造价结算；依照本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上调一个档次偿还安置所增加的建筑面积及因房屋结构原因造成超面积安置的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的50％结算；被拆迁人要求超过应偿还的建筑面积安置或要求分标准户型安置后，超过应安置的建筑面积，其超过的建筑面积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结算；按本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增加的安置面积，不计价。实际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不足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结算，”
三、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地点分为就地安置、就近安置和异地安置。”
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以高层建筑作为安置房屋的，须经被拆迁人同意，方可实施拆迁。”
四、第四十七条修改为：“拆迁住宅房屋，拆迁人应以被拆迁人原房屋建筑面积为基数，以一本房屋所有权证（或确权证明）或一份住宅租赁合同为一户，提供具备基本生活配套设施的单元住房给予安置。
原房屋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或确权证明）或住宅租赁合同标明的为准。未标明建筑面积的，按规定换算或以实际丈量为准。
五、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被拆迁人的安置房屋，实行就地安置的，按原房屋建筑面积就近上靠标准户型。实行就近安置、异地安置的，先根据本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确定安置面积，再就近上靠标准户型。标准户型每增加建筑面积15平方米为一个档次。确定的安置面积不满55平方米的，按建筑面积55平方米的标准户型安置；55平方米以上、不满70平方米的，按建筑面积70平方米的标准户型安置；70平方米以上、不满85平方米的，按建筑面积85平方米的标准户型安置；85平方米以上、不满100平方米的，按建筑面积100平方米的标准户型安置；100平方米以上的，按应上靠的建筑面积由拆迁当事人协商分标准户型安置。”
按前款规定就近上靠标准户型增加的建筑面积不满7平方米的，可上调一个档次安置。
六、第五十一条修改为：“被拆迁人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实行就近安置的，每户增加一个档次安置；实行异地安置的，每户增加二个档次安置。“
七、第五十二条删去第二款和第三款。
八、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所有权人不实行产权调换但要求安置的，按本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交纳安置分配费。承租使用人参照本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安置，但应按安置房建筑面积以住宅安置房建安平方米造价的15％交纳安置分配费。
九、第五十七条修改为：“被拆迁人非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就地安置的，按原房屋建筑面积安置；就近安置的，按原房屋建筑面积增加10％至20％的建筑面积安置；异地安置的，按原房屋建筑面积增加20％至40％的建筑面积安置。”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七条：“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也可实行货币安置。实行货币安置的，须经被拆迁人同意。拆迁人应将所应承担的安置费用，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给被拆迁人。货币安置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遵循本规定的基本原则另行制定。”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八条：“在厦门城市规划区内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决定实施前拆迁主管部门已发布房屋拆迁公告的拆迁项目，仍适用1996年8月8日颁布的《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
《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1999年9月22日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化，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东西方各国的鲜明特色，同时也积淀了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明成果。现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早在《礼记·礼运篇》当中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的先贤把推行“天下为公”的理念看成是发扬大道精神的重要前提，也是华夏先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体现在司法活动当中，则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公之于法”的精神风貌的认识上。

据《汉书》列传第四十二·《张释之传》载：汉文帝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在处理犯跸案时，对当事者采取了“罚金”的处罚，并没有顺从文帝的旨意采用重罚。当时他引用的法理根据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又说：“今法如此而更重也，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在张释之看来，法律是公共之器，天子同百姓都必须遵守，如一味顺从文帝采取重罚，有违公正执法的精神，并会造成法律审判失信于民的严重影响。正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反映出“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使得文帝在深思良久后，不得不认可这一判决的结果。

同样，唐朝贞观时期的朝臣魏征也有相似的认识。他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观，并认为“天无私覆”的天道观要求人间的大道观与之相一致，进而认为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审判中，都必须倡导“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据《贞观政要·公平》载：魏征曾向唐太宗明确提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在他看来，秉持“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即便惩恶过重，或对灾民处理从轻，都可以为民众所接受。因用法为公，是会得百姓的理解的。

“得其中”的精准精神

中国古代的“中”是哲学上的最高境界，反映到司法的领域中，就表现为诉讼、审判乃至行刑的全过程达到最精确的度。

七世纪的唐律集以往立法与司法成果的大成，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具有封建成文法典的示范性与典型性。

曾在元朝出任儒学提举的柳?，在其所撰的《唐律疏议序》中，对唐律的精确性做出如下的评价：“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非常无古，非变无今，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失其均矣。”在柳?看来，百年多锤炼而成的唐律，已达到“得其中”的精准程度，以至在基本精神上，想超越或者舍弃它都是办不到的，因为失去了法律准确性。

担任过清朝刑部尚书的薛允升也在其所撰的《唐明律合编·序》中，总结说：“（唐律）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也就是认为唐律因在繁简上达到最精准的度，故在量刑的宽严方面也比较公平。

上述评论难免会有溢美之词，但是唐律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所体现出的“得乎其中”，即达到比较精确的度，是没有异议的。其中《新唐书·刑法志》的记述可以作为参考例证：“（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开元）二十年间，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应当指出上述情况是出现唐的升平时期。因为当时统治者奉行“可杀可不杀者，不杀”的刑事政策，所以运用死刑比较精准。

但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内部权力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据《旧唐书·酷吏传》载：武则天一反前制，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贯鼻，禁地牢中”，并“绝其粮饷”，“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以至“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以至唐中宗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可以想见，即便在唐朝，司法活动“得乎其中”也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表现。

清廉律己的自省精神

武则天为大周天子后曾亲撰《臣轨》一书，在其《廉洁章》中，强调清廉之德是为官首要的操守，司法官员自当如此。即所谓：“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又说：“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她在文中清楚表明，清廉操守对正确行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极为重要性。

此外，据《明史·曹端传》载，明朝循吏曹端总结自己一生行政与司法经验，得出的警世名言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他看来，惟有秉持廉洁的道德操守，才能震慑贪吏，赢得民心，公正平允地处理好行政与司法事务。

清代被康熙帝封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曾亲撰《亲民官自省六戒》，其中把廉洁拒贿视为重要的一戒，他认为廉洁是为官的基本操守，受贿则“一文不值”。他告诫自己在内的所有司法官员说：“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于成龙在这里不仅讲明清廉司法的重要性，也阐明了贪腐受贿其后果的严重性，从而引申出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正确有效地行使司法权的道理。

慎重狱的恤刑精神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慎刑之德一直受到推崇。

清代是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执法与司法官员，总结历代特别是本朝的经验，深刻指出遵行慎刑之德的极端重要性。例如乾隆年间的河南巡抚尹会一曾在《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中说：“凡问刑衙门自应虚衷研讯，惟明惟允，庶几狱成而孚乃。若以刻深为明察，以严厉为才能，任意残虐，罔恤民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据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间，生死攸关，更宜详慎”。所以，“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心平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他认为惟有秉承慎刑之德，才有可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司法事务，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熊宏备在其《居官格言》中指出，违北慎刑之德，为谋利而滥施酷刑就会造成“一人入狱，中人之产立破；一受重刑，终身之苦莫赎”的悲惨后果，从而告诫各级司法官员用刑不能不遵从慎刑之德的深刻道理。

调处息讼的和谐精神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司法文化，非常注重推广和睦宗族、家庭，亲善邻里的乡间自治的理念，并主张从这一理念出发，强调所在各地乃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首先采用调处与和息的方术，化解基层社会的争端，以利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