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191号



　　《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8月25日市人民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阮成发
二00八年九月十二日

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和建设部等七部委制发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和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出口加工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范围内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供应、使用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编制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建设计划、用地计划，明确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项目布局和用地安排等内容，并纳入全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及时向社会公布。
　　经济适用住房工作实行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市人民政府与区人民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工作目标和责任。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经济适用住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国土房产部门负责本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监督管理，日常工作由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具体承担。
　　市发展改革、建设、规划、民政、财政、物价和城市综合开发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有关工作。
　　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认定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等工作。
　　街道办事处按本办法规定做好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优惠政策
　　第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纳入全市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确保优先供应。
　　第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外部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市人民政府负担，纳入全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优先安排。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可以以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建设贷款。
　　第八条　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可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不得拒绝购房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当优先办理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公积金贷款业务。
　　第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贷款利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严禁以经济适用住房名义取得划拨土地后，以补交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变相进行商品房开发。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充分考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合理安排区位布局。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应当符合城市规划要求，最小规模原则上不少于3万平方米。
　　第十二条　市国土房产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部门依据全市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按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选址和用地条件，做好项目储备工作。
　　第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按照政府组织协调、市场运作的原则，可以采取项目法人招标的方式，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良好社会责任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可以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直接组织建设。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中，应当注重发挥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积极作用。鼓励社会机构投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第十四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实行年度计划管理。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市国土房产、规划部门依据全市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和项目储备情况，按照总量控制、均衡分布、合理布局的原则，在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的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建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执行。
　　第十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应当严格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程序审批。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下达后，已明确建设主体的项目，其建设单位应当在计划下达后60日内，持计划文件分别到规划、国土房产、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手续；实行项目法人招标的项目，中标单位应当在中标后30日内持中标通知书和计划文件分别向规划、国土房产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和环评审批手续。逾期未登记的，视作自动放弃。完成相关手续后，建设单位向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核准申请报告，并依据核准文件办理规划许可和正式用地手续。
　　第十六条　在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当在项目出让条件中，约定配套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总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以及建成回购后的移交等事项。
　　第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单套的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市国土房产部门应当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各种套型的比例，市规划管理部门在规划方案审批过程中进行严格控制。
　　第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必须按照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的要求，严格执行《住宅建筑规范》等国家有关住房建设的强制性标准，做到在较小的套型内实现基本的使用功能。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第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对其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工程质量负最终责任，向买受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有关住房质量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应当在建设合同中予以明确。
　　经济适用住房的施工和监理，应当采取招标方式，选择具有资质和良好社会责任的建筑企业和监理公司实施。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应当严格按照建设计划和项目核准批复要求实施。建设单位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交付使用前，应当向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申请进行建设项目竣工政策性验收，经验收合格的项目，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可采取招标方式选择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服务，也可以在社区居委会等机构的指导下，由居民自我管理，提供符合居住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物业服务。

　　第四章　价格管理
　　第二十二条　根据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并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其销售基准价格及浮动幅度，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国土房产部门，依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在综合考虑建设、管理成本和利润的基础上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利润按不高于3％核定；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直接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只能按成本价销售。
　　第二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应当实行明码标价，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基准价格和上浮幅度，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确定后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并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经济适用住房实行收费卡制度，各有关部门收取费用时，必须填写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交费登记卡。任何单位不得以押金、保证金等名义，变相向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收取费用。
　　第二十五条　市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成本监审，全面掌握经济适用住房成本及利润变动情况，确保经济适用住房做到质价相符。

　　第五章　准入和销售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由市人民政府按审定的价格，统一组织向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
　　第二十七条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含符合本市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
　　（二）家庭收入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
　　（三）无房家庭或者现住房面积低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
　　经济适用住房可优先出售给符合上述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无房户、被拆迁户以及退役伤残军人、市级以上（含市级）劳动模范家庭。具体办法由市国土房产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本市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的家庭人均收入标准为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80％以下，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标准为上年度人均住房建筑面积60％以下，实行动态调整，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二十九条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须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一）收入证明。各家庭成员由所在单位提供收入情况的证明。失业人员提交劳动保障部门或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失业证明；低保人员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证明；自由职业人员由本人提供收入情况的说明。
　　（二）住房情况证明。单位或者区房产部门出具的现有住房证明或者现住房产权证、住房租赁合同。被拆迁户出具拆迁协议原件（留复印件）。无房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
　　（四）婚姻状况证明。
　　（五）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赡养、抚养或者扶养证明。
　　申请人是退役伤残军人或市级以上（含市级）劳动模范的，还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三十条　申请人应当持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资料，向其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申请核准购房资格。具体审核程序如下：
　　（一）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家庭的人口、收入、住房情况进行核实，认为符合条件的，在申请人住所地的社区公示7日，公示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现住房面积、收入等情况。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签署初审意见，连同申请材料报送区民政部门。
　　（二）区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报送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就申请家庭的收入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连同符合低收入标准家庭的有关材料一并送交区房产部门。
　　（三）区房产部门应当自收到区民政部门转送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就申请家庭的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认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在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网上公示7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发给《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明》，并报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备案。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区民政部门、区房产部门经审核，认为申请家庭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家庭，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明》有效期为24个月。
　　持有《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明》的家庭，可以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
　　第三十二条　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施工形象进度在多层主体结构达到层数的2/3、中高层及高层主体结构达到层数的1/2时，建设单位方可申请预售许可。预售许可申请由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统一受理，市国土房产部门和市城市综合开发管理部门共同审核。建设单位在按规定取得预售许可后，方可受理已取得购房资格家庭的购房登记。
　　第三十三条　销售经济适用住房时，登记购房家庭数量小于实际供应量的，按照购房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销售；登记购房家庭数量超出实际供应量的，通过摇号方式确定购买对象。摇号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国土房产部门制定。
　　第三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与购房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市国土房产部门应当会同市工商等部门通过推行统一格式的经济适用住房标准合同，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并使购房者明确其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五条　市国土房产部门应当将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地址、房源数量、销售价格、预计发售时间等信息向社会公示。

　　第六章　退出管理
　　第三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
　　居民个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房屋、土地登记部门在办理权属登记时，应当分别注明“经济适用住房”和“划拨土地”字样。
　　第三十七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上市交易，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的，由市国土房产部门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购房人上市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市国土房产部门可以优先回购；购房人也可以在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
　　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
　　第三十八条　己经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又购买其他住房的，原经济适用住房由市国土房产部门按照规定及合同约定回购。回购后继续用于解决其他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第三十九条　已参加过福利分房的家庭，在退回所分房屋前不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含集资建房），己购买过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七章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
　　第四十条　距离城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住房建设规划的前提下，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利用单位自用土地进行集资合作建房。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第四十一条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其建设标准、优惠政策、供应对象、产权关系等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应当纳入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建设计划管理，并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程序审批。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不得利用新征用或者新购买土地组织集资合作建房。本市各级各类机关一律不得进行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不得向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条件的家庭出售。
　　第四十三条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在满足本单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后，房源仍有剩余的，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向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的家庭出售，或者以成本价收购后用作廉租住房。
　　第四十四条　向职工收取的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款项实行专款管理、专项使用，并接受所在区财政和房产部门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　已参加福利分房并超过住房困难标准的、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或者参加了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人员，不得再次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严禁任何单位借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实施住房实物分配或者商品房开发。
　　第四十六条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原则上不收取管理费用，不得有利润。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市国土房产部门应当加强对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后续管理，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不定期抽查区房产部门发放的《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明》，对已经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的房屋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规行为及时纠正。
　　第四十八条　市、区房产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分级建立经济适用住房档案。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交易过程中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
　　（一）擅自提高经济适用住房或者集资合作建房销售价格的，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二）擅自改变经济适用住房或者集资合作建房用地用途的，由市国土房产部门依法查处。
　　（三）未取得资格的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者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的,其所购买或者集资建设的住房由市国土房产部门限期按原价格并考虑折旧等因素作价收购；不能收购的，由市国土房产部门责成其补缴经济适用住房或者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与同地段同类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差，并提请相关部门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进行处理。
　　（四）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销售给不具备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的家庭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市国土房产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住房保障工作机构处以销售额3倍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并将违规行为记入企业诚信档案。违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参与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招标活动。
　　（五）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划、项目管理、建设工程质量等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条　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经济适用住房或者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个人，由市国土房产主管部门取消其购房资格；对己购住房限期按原价格并考虑折旧等因素作价回购，并提请相关部门对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任人依法处理。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下发后尚未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执行本办法有关准入和退出管理、价格管理、监督管理等规定；已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仍按原有规定执行。此前已审批但尚未开工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凡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内容的事项，应当按本办法做相应调整。
　　第五十四条　本市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武政〔2005〕30号）同时废止。


论侵权补充责任

练李生

摘 要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标志着侵权补充责任成为我国侵权法上一项独立的侵权责任制度，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等一起构成了我国侵权责任体系。但侵权补充责任又有别于这些责任类型，是一种新型的责任形式。侵权补充责任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和实践意义，有效解决了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较好平衡了各方当事人利益，本文在梳理补充责任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对补充责任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了理论依据、定义和特征，对比了侵权补充责任与相关责任的异同，同时重点分析了侵权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问题，继而提出司法程序中适用侵权补充责任应当注意的问题。
本文第一章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梳理了侵权补充责任的历史脉络，指出了补充责任存在的价值，并探讨了补充责任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补充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过错及公平原则。第二章重点界定了侵权补充责任，包括侵权补充责任的定义和特征，同时就相关的责任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三章论述了侵权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认为其构成要件存在特殊性，尤其要注重有关过错及因果关系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其效力问题，包括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两个方面。第四章则探讨了侵权补充责任在司法程序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侵权补充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 过错
引 言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这部法律于2010年7月1日已经正式实施。《侵权责任法》的通过和颁布，标志着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各项单项立法基本已经完成，民事法律立法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侵权责任法》这部法律对整个侵权责任的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继受和创新，其中，侵权补充责任作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形态之一第一次被立法正式确认，成为《侵权责任法》的亮点之一。
《侵权责任法》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精神，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并增设了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但与司法解释略有不同的是，《侵权责任法》对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并无规定。
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对补充责任做出基本的规定，但是由于《侵权责任法》关于补充责任的相应条文简单，而且学界对侵权补充责任的研究不够深入，侵权补充责任的提法及制度设计一直有所争议，并不具有成熟的理论作为立法支撑。因此，本文从补充责任的历史切入，梳理补充责任有关理论及就补充责任在实践中的应用提出观点。

第一章 侵权补充责任历史脉络、价值及其理论依据
第一节 侵权补充责任的历史脉络
——从安全保障义务说起
无论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还是《侵权责任法》，侵权补充责任形态的确立均是与负有防范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未尽相关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行为相关联，其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便是不作为侵权和承担侵权补充责任的显例，侵权补充责任的出现与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要追溯补充责任的发展史和探究其脉络，就不得不从安全保障义务谈起。
安全保障义务又称为安全注意义务， 起源于德国法，德语表述为“Verkehrspflicht”，在《德国民法典》诞生之前，德国法中已经有关于营业经营者负有用自己经费设置和维护全部必要设备以尽量保护劳动者的规定。此后，《德国民法典》又基于对仆婢的保护，规定了安全关照义务。 后来，德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审理，扩大了安全义务的适用范围，除适用于由物造成的各种损害以外，同时及于由人造成的损害的责任。德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著名的亚麻毯案件正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在该案中德国最高法院以商店存在过失，没有尽到照顾保护义务为由，判决商店应当对妇女和孩子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受制于德国侵权法的局限，德国最高法院是“用扩大合同关系，即认定存在一个‘对第三方之利益具有保护性效果的合同’”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德国侵权行为法深受罗马法的影响。侵权责任自罗马法起，一直贯彻责任自负的原则，推行以过错责任为主的责任体例，仅对积极的致害行为进行规制惩罚，要求责任人对其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不作为行为原则上不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而不允许受害人提出赔偿。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只有存在法律规定、契约约定和先行危险行为的要求负有作为义务时，行为人才能因负有作为义务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之间往来日益密切，社会活动对他人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不作为侵权理论已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因为法律规定总存在挂一漏十的情况，而合同约定又相当赖于当事人意志，无从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由此，一种新的理论就成为必然。安全保障义务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得以孕育并发展。自上述亚麻毯案后，德国法院以判例的形式逐渐发展安全保障义务理论，扩张此前受限的不作为侵权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作为法定义务的确立，是法律综合考量了在调整商业活动秩序中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和道德需求的结果。但在安全保障义务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成为侵权法上的难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主要是通过扩大的合同义务或契约附随义务等形式解决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问题。而在我国，一直缺乏对此类问题的研究。“银河宾馆案” 的发生，开启了学界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之门，该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在实务中，对于与此类似的案件，相关责任的承担大多数通过独立责任的办法予以解决，少部分则通过判决相关责任人共同责任，包括连带责任等方法解决。但由于这些传统的承担侵权责任形态的局限性，并未很好地解决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随后就有学者提出了补充责任的构想 ，并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2003年颁布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采纳了学者建议，首次肯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并参考了保证责任制度中先诉抗辩权和追偿权的构造，规定了宾馆等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事实上，关于补充责任的概念，国外立法未见相应的提法，在我国立法上也一直未有体现，虽然有学者从我国立法的角度梳理了补充责任在我国侵权行为法的沿革，认为补充责任在我国立法上早已体现并具有一定的法律传统 ，但更符合实际的说法是，“补充责任首先是90年代以来，由法官针对股东出资不实等情况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进而在审判实务中得到广泛推行，该名称也是由法官在判决中创设，并在若干司法解释得到确认”。 侵权补充责任制度正是实践借鉴了民法补充责任制度，推动学说和立法发展的一个典型，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个创新。由此，侵权补充责任成为侵权责任法领域中新的责任类型，侵权责任类型的历史亦因此而翻开新的一页。
即便《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肯定了补充责任，但在学界，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制度设计的争议并未因此而停歇，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补充责任的提法及制度设计违反了侵权法过错侵权责任的基本理论和精神，无法实现法律设置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等等，对补充责任提出质疑，部分学者也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在第三人介入侵权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完全可以在现有侵权理论框架下解决，其建议是“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应按各自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与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更有学者提出更为简洁的标准，即“将安全保障义务人因第三人侵权所承担的责任，界定为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按份责任”。 但是，反对的声音并未使得补充责任因此而退居幕后。恰恰相反的是，学术上的争鸣为进一步完善补充责任制度提供了契机，同时，司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补充责任制度的存在是符合客观实际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其中一个明证就是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一方面继续肯定补充责任制度，延续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定，明晰了学校等教育管理机构未尽职责情形下承担的责任亦为补充责任，并将补充责任制度扩及至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情形；另一方面则舍弃了原来司法解释中关于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责任后对直接侵权人享有追偿权的规定，未在条文中规定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在司法实务中则表现为各地法院运用这项制度合理解决了这种频繁的侵权行为，及时维护了当事人合法利益。

第二节 侵权补充责任的价值
《侵权责任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侵权补充责任制度，从此，侵权补充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一道，成为我国侵权法上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形态之一。侵权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侵权补充责任制度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
传统侵权法领域，侵权连带责任和侵权按份责任是数个不同侵权主体对于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形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种事故频发，因此涌现了各种新型的侵权行为，这种两种责任形态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不能有效指导和解决实践出来的新问题。虽然后来根据德国学者阿依舍雷提出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观点引入了不真正连带责任这种新责任类型，但是，上述三种责任类型均无法有效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问题。直至侵权补充责任制度的出现，给这个问题带来了合理化的解决方案，有效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 首先，连带责任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共同侵权，非共同侵权的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理论上，只有数个行为人对受害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才负有连带责任，而适用按份责任又需要清楚确定各个侵权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问题，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履行法定或者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是属于消极不作为，其行为与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并无共同故意或者过失，因此并不适用连带责任。同时，很多情况下要清楚分析第三人直接侵权行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到底哪一个才是导致发生损害的主要原因是很困难的，所以无法适用按份责任解决这类问题。同时，适用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会使得直接侵权人赔偿责任有所减轻，以致其在某种意义上获得利益。 此外，在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下，任一责任人均为清偿全部责任的主体，权利人可以要求任一责任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若要法律对补充责任人苛以如此沉重的义务，势必导致经营者负担过重，严重违背了责任和过错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可见，只有补充责任能够合理解决上述难题，合理分配了风险和利益。
二、侵权补充责任制度完善了侵权责任的责任形态
数人侵权承担责任的形态可以从原因上来区分。侵权连带责任体现了各责任人共同过错下承担责任的形态，按份责任体现的是行为人各自独立的份额确定的责任；那么，从逻辑完整性而言，就应当存在一种责任，需要体现的是行为人行为虽然各自独立，也无共同故意或过失，但两者的行为互相联系，导致同一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而两者的区别就体现在对结果发生的原因力是否有大小不同上，在不真正连带责任中，责任人对结果的发生的责任是一样的，都全部承担责任。而侵权补充责任中，直接侵权人的行为导致责任的产生，补充责任人的行为与责任无直接原因关系，仅是一般条件或仅对自己的意思表示负责，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有先后之分，大小之别，可见，补充责任与其他责任形式构成了数人侵权承担责任的完整形态。没有补充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在逻辑上是不周全的，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
三、侵权补充责任制度统一了司法判案标准
侵权补充责任是我国侵权法上结合理论和实践所创新的制度，如前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在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在补充责任制度未确立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理论界和审判实践，有关责任承担的标准在司法审判中长期未得到统一，使得不同法院对于相类似的案件的认定千差万别，导致审判结果不一。法律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国家，相同的案件性质，却遭遇不同的法院判决，接受不同的命运安排，这样的法律权威性公正性是让人质疑的，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这样的法律也很难让公众遵守，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给司法审判提供了可行的裁判标准，实现了司法公平公正。
四、侵权补充责任制度兼顾了公平
公平原则是民法贯彻始终的重要原则之一。传统侵权法上，对于不作为行为是不得要求赔偿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民法作为义务的扩张，不作为行为人因消极不作为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在这种侵权责任的扩张和受害人利益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就涉及到如何体现法律公平原则的问题。权利的损害应当得到救济，但如果无限扩张其权利请求，必然导致责任人权利的受损。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可以使得上述利益得以平衡，在责任承担上，补充责任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责任，扩大了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的能力，保证受害人权利的救济，另一方面，通过类似于先诉抗辩权的设置，赋予补充责任人一道屏障，又有利于补充责任人权利保障。
可见，与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相比较，补充责任制度能够公正地平衡权利人和侵权责任人，侵权责任人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给予权利人必要且充分的保护，使其受到损害的权利得到补充，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各个侵权责任人的责任程度，不致使其承受过重的负担， 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第三节 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依据
虽然我国在立法上已经充分肯定了侵权补充责任制度，但是由于对补充责任制度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对补充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更是鲜有深入论述，仍未见通说，学者对此问题是各有主张，大体上有如下几种。
一、不真正连带责任说
不真正连带责任说是国内主流的观点。杨立新教授是该说的倡导者，早在其《论侵权责任的补充责任》一文中就提出，“侵权行为补充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或称不真正连带债务）中的一种，其性质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或称不真正连带债务）” ，“补充责任来源于大陆法系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学说，是由学说发展而来的民法理论，并为各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并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 虽然在该文中杨立新教授并未具体阐释具体理由，但关于补充责任性质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观点影响甚大，此后，有些学者对补充责任进一步分析，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是补充责任的上位概念，而补充责任则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下位概念， 甚至有司法实务者在对现行法规进行一番考察以后，仍然得出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是源于相同理论的结论。
笔者认为，将不真正连带责任作为补充责任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并将补充责任视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无法从本源上对侵权补充责任作出解释。第一、不真正连带责任一直没有被我国法律所采用，也没有得到各国民法的认可，在我国，对于这种“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侵权行为且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侵权法则规定为连带责任” ，故以不真正连带责任作为补充责任的理论依据，显得非常苍白无力。第二、如果将补充责任等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则没有必要再创设补充责任这个概念及其相应制度了。第三、把补充责任作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下位概念，这样的划分在逻辑上是无法自足的，即意味着在不真正连带责任下仍有不同种类的责任划分，那么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什么？与补充责任相对应的另一种责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第四、如果认为侵权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种概念，那么，种概念应当具备属概念的所有特征， 然而，侵权补充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本质上并非同类型的责任。具体区别将在下文论述。
二、广义的共同责任说
持该说的是张新宝教授。张新宝教授将共同侵权责任作了扩大化的理解后得出该结论，他首先认为“共同侵权责任即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即多数）赔偿义务人对同一损害后果共同承担损害赔偿侵权责任”，进而推导出“补充责任是共同侵权责任的一种责任形式，因为它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等责任形式一样，都是解决数个赔偿义务人对同一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的”。
笔者认为将侵权补充责任归结为一种共同责任，是不正确的。首先，依照该共同侵权责任的广义定义，其强调的是数人对同一损害结果承担责任，而忽略了共同侵权责任中有关主观状态的共同性，造成该定义下的共同侵权责任与多数人侵权责任并无二致。而在多数人侵权责任下，依然有共同责任和非共同责任的区分。其次就是将补充责任视为共同责任违背了共同责任的基本原理。共同责任产生的基础是共同过错。即便张新宝教授本人亦认同，“共同过错主宰着共同侵权责任”。但侵权补充责任的产生，补充责任人与直接侵权人在主观上无任何的意思联络，没有共同的过失或者故意，很明显补充责任缺乏成立共同责任的前提。再次，数人共同侵权承担共同责任情形下，每一个责任人都是责任的承担者，责任承担主体必然是复数，而在补充责任中，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是由直接侵权人与补充责任人共同承担了侵权责任，似乎与共同责任承担方式具有相同之处，但是，存在仅仅由直接侵权人（在具有充足履行能力之时）承担单一责任而补偿责任人不承担责任特定情形，责任承担主体可以是单数，这是显然与共同责任构成原理相违背的。最后，广义的共同责任认为补充责任是共同责任的一种，但该说“难以解释补充责任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即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责任”， 因为按照该主张，即得出直接侵权责任与补充责任结合起来可以构成共同责任。这明显是一种谬误。可见，补充责任属于数人侵权责任，但是一种单独责任而不是共同责任， 传统共同责任理论下无法催生补充责任这种新型的侵权责任形态。
三、广义的请求权竞合说
关于侵权补充责任与广义的请求权关系，虽然杨立新教授也认为，“补充责任也属于广义的请求权的一种”， 但未见杨教授深入论述。我国学者中较早论述该问题的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袁秀挺法官。在其《论共同责任中补充责任的确认和适用——兼与非真正连带责任的比较》一文中，从请求权竞合权的角度考察了补充责任的理论基础，她认为，补充责任符合请求权竞合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有行使顺序的请求权竞合。同时，补充责任制度是广义责任竞合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也有不少司法实务者同意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该说的提出是有一定的创新及积极意义的，揭示了补充责任制度下权利人请求权行使的基础性问题，但该说仍无法为补充责任提供正确的理论。因为：第一、该说的是将补充责任归入共同责任后再从责任竞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其本质上也是共同责任说，在上文已经指出了共同责任说的误区。第二、认为广义请求权竞合理论是补充责任的理论基础，这仅仅是从表面通过考察权利人对不同责任人之间的请求权关系得出的结论，请求权只是侵权行为发生以后权利人的权利主张问题，并非补充责任的内源性理论基础。第三、请求权竞合理论认为是请求权的竞合是因一个法律事实产生了多重请求权，虽然表面上受害人对补充责任人和直接侵权人享有数个请求权符合多重请求权的要件，然而，补充责任的发生是由两个不同事实的结合引起的，分别是补充责任人消极不作为的事实和直接侵权人积极作为的侵权事实，诚然，补充责任人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的范围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这并不符合请求权竞合的基本原理。第四、传统请求权竞合理论并无所谓有行使顺序的请求权竞合，该说是根据补充责任制度有关先诉抗辩权的设计来倒推其理论依据，很明显颠倒了逻辑。
四、民事责任论
黄龙教授从民法基本原理分析了补充责任，认为“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是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民事责任分类原理和民事责任关系原理三大部分……民事责任关系论是补充责任的核心理论”。 笔者暂且称其该理论为民事责任论。其基本观点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具有民事责任的共性，民事责任的构成原理、民事损害原理和责任承担原理等是支撑补充责任的基本原理。“补充责任是民事责任关系论的运用，体现在利用责任优先规则协调与处理不同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 黄龙教授提出补充责任是“适度游离于共同责任与单一责任的第三状态责任即牵连性责任” 的概念。
笔者认为，黄龙教授提出补充责任是一种牵连性责任的概念令人耳目一新，突破了此前学者的固有研究范式，从民事责任最基本原理着手，探究了补充责任的理论基础，是补充责任制度研究中的重大创新。笔者同意黄教授对补充责任理论基础的概括性归纳，但由于黄教授是从民法角度去阐述补充责任的理论基础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无法体现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依据是过错责任和公平原则。在理论上，补充责任贯彻了责任自负的侵权法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则体现了对补充责任人过错进行惩罚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可见，在补充责任人未履行其职责或违反了法律规定，造成他人受到第三人侵害发生人身财产损害的，补充责任人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侵权补充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其过错体现在行为人违反了其应当承担的积极作为的义务，是一种不作为过错。同时，侵权补充责任人的责任有无及其范围应根据其过错的有无和大小来决定。公平原则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经营者等行为主体对与其有紧密关系的消费者等群体的利益负有保障义务，在这些个人受到损害时承担责任，使得受损的权利得到救济；二是在权利人要求经营者等行为主体承担责任时设置了限制条件，即要求权利人应当先向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这些制度设计均体现了法律对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考虑，是公平责任的运用。

第二章 侵权补充责任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