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行政诉讼的压力及对策

王强


　　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案件，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制教育的普及，公民个人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律师作为专业法律工作者，参与行政诉讼活动，也成为行政诉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人参与过多起行政诉讼中原告及被告的代理行为，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因为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律师在行政诉讼中也有不一般的压力，包括自身与外部压力。

一、内部压力

　　内部压力我个人认为包括律师自身素质和业务专长的压力，律师所内部管理层面的压力，律师协会管理上的压力。这些压力，给律师形成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指引律师作出诉讼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律师自身压力

　　在我做律师的第二年，接手了一起医院告政府的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经过是该医院因为医疗纠纷，院长被患者的夫人打伤，并且面部多处被该女抓伤，给该医院的经营及管理造成极坏的影响。该事报案后，先当地公安部门拟给予该妇女予以拘留处罚，由于该妇女又到该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吵闹耍横，该公安部门指令办案派出所给予警告处罚。该医院院长为此不服，找到我所，当时我与所主任共同做该案，主任要求我单独处理，我当时第一次代理行政诉讼，根本就没有处理该事的经验，也不知道该案是否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后来好在主任与我商量起诉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过轻，法院依法立案处理。律师的自身压力，很多是对行政诉讼业务不熟悉所致，自信心不足，对于行政诉讼的方向或立案依据把握不准确，导致行政诉讼失误。
　　对于律师的自身压力，我认为主要要建立自信，并且与律师事务所共同商量案情，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

2、律师所管理压力

　　律师所的压力更多是管理与品牌的压力，接手行政诉讼后，律师所一般会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律师来具体主办，律师所也会对主办律师提出许多具体的案件要求，在上述的案子中，律师所的管理者就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进行集体讨论制度提出优化方案，并且对于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与协商，集团队智慧，代理好行政诉讼案件。

3、律师协会的管理压力

　　律师所主办的行政诉讼案件，很大部分是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其结果也会给当地相应行政执法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很多地方建立了这类案件的汇报讨论制度，要求代理律师所将该案进行报告，并将处理意见反馈给律师协会。
　　2004年，我代理某市旅游局行政诉讼一案就是这样，该市旅游局授权某地图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当地的旅游地图，上面有些图片，该地图出版后，该市某一摄影爱好者认为该图片是自己所摄，便起诉到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该旅游局违法许可。接手该案时，该市正处于申请国家旅游城市和举办旅游大会之前，其社会敏感度极高，也引起了该市党政领导人的关注，同时市律师协会也对我们代理旅游局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希望我们在这个案子上一定要胜利。接手该案后，虽然做了多年的行政案件，但对于该案我们是一点都不能马虎，更多的压力来自于律师协会的要求，也是律师协会对我及律师所的信任，好在该案通过我们努力，赢得了胜利，律师协会也对我所及个人给予了奖励。
　　对于这方面的压力，实际生活中我们就要认真审查案子情况，对于的确存在的问题，也要给主管部门提出，并预计最坏的结果，这样就能有效释放主管部门的压力，轻松代理，赢得胜利。

二、外部压力

　　律师的外部压力，是律师接手行政案件后，委托人及相对人给予我们的不同角度的压力，这方面作为代理律师就要认真审查材料，提出预计后果，判决后进行相应事务的后期办理。

1、委托人的压力

　　律师的外部压力最大最直接的就是委托人的压力，因为委托将案件给我们就是对于我们最真挚的信任，委托人利益也全部靠我们的代理行为来实现。
　　2006年，开远市一家拆迁户石某慕名来昆明找到我所，要求我们代理其诉该市房管局的行政裁决案，接手该案后，我作了调查了解，石某通过收破烂二十几年集攒起来的钱买了一处房产，刚居住了两年该房就要拆迁修步行街商业区，开发商请人给其房屋评估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一半，石某不服，调解多次，开发商请求该市房管局裁决，该市房管局做出了评估价相当的裁决书，并要强制拆除。石某个人为风湿病严重，女儿又是先天性心脏病，老婆没有工作，家里主要就靠该房屋收取一定的房租过日子，由于补偿偏低，石某拼命都不接受该裁定书，并在家中准备了很多煤气瓶，扬言要与强制拆迁方同归于尽，并为此事多次上访。接手该案后，我个人也有不小的压力，特别是与石某沟通过程中，因为我的解决方案得当石某的认可，石某希望我能代理该案，并将全家的希望寄托于我。当事人的信任，也激发我对此案进行了认真调查，多方取证，最后在该案的程序中发现行政机关错误，并规劝石某不必过激，依法诉讼，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该裁决书，接手该裁决书后，我又组织石某与当地房管局进行对话，最后该案通过回迁方案，最大努力的维护了石某的合法利益，也赢得了该市房管局的认可。

2、相对人的压力

　　在律师的行政代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对对方代理律师的攻击和威胁，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压力。在上述案件中，房管局在我们介入代理活动中，也提出了当地拆迁难问题，希望我们配合。最大的压力来自该案开发商，开发商对我们代理提出了利诱和硬逼两种方式，在诉讼前的谈判中，开发商提出请我作为其法律顾问的意见，被我明确拒绝后，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该开发商明确表示对我代理行为的反感，并进行人身威胁、恐吓，阻止我的代理行为。对于这样的压力，首先我们要学会自我保护，充分利用诉讼阶段法院的特殊保护功能，在与房管局的协商过程，避免与开发商直接矛盾，使开发商的矛盾进行分解与转化，只有有效保护住我们的人身安全，才能最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件在处理完后，开发商又一纸诉状诉房管局不作为，导致其多给石某补偿，房管局接到诉状后，专门找到我给其出庭代理，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3、社会压力

　　行政诉讼案件，因为在当地有较多影响和社会性，使其相对群体利益受到辐射，所以其关注度比较大。同时行政诉讼的公益性也很强，直接会导致该地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2005年我代理了一个因为不符合环保产业政策的强制拆迁案，原因是当地一家煤焦化企业不服该区的行政强制拆迁，将该区诉讼到法院，要求认定该拆迁行为无效，并要求行政赔偿三千万元。该案是该地区打响环保执法的第一案，没有想到刚开始就遇到行政诉讼，如果该案败诉，必然严重挫伤该地区环保执法的信心与决心，并且巨额的赔偿也会让该地政府财政遇到严重的损害。作为该区法律顾问，我代理该案时，有很多下一步可能要拆迁的煤焦化企业主关注该案，也有当地被污染附近的厂矿，居民关注此案，同时该案也引进了附近准备进行环保执法的区县政府及群众的注意，在代理过程中，有新闻媒体和各类群体都对我代理此案进行了访问或咨询，当时通过对我国现有法律及产业政策的熟悉，获得了该案的准确执法依据及相应证据，谨慎发言，并将精力倾注到诉讼过程，最终赢得了该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该案代理完后，我转所到昆明执业，该区的表彰大会没有参与，只是后来专门给我颁发了资金。
　　对于社会压力，我们代理过程中要勇于面对，也要智于面对，因为社会效果的好坏，有时比官司本身的胜负更加重要，只有严谨、专业、沉着、睿智才是律师解决诉讼社会压力的内力所在。

　　当然，行政诉讼中，律师除了上述压力外，还有本身诉讼胜负的压力 ，可能一个败诉的案件压力，对于律师的个人影响及压力最为严重，这就要求我们在代理过程中，要充分分析案情，科学评估，认真办理案件，并运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对行政诉讼案件谨慎接案，准确预测，适当劝诉，释放自身压力，变压力为动力，在压力中激发智慧，才能代理好每个行政案件。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王强律师
　　日前，笔者有幸随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交流（法院人事制度）参访考察团赴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参访。期间，就法院人事制度、人员分类管理、法官法及法官伦理、司法人员职业养成与培训、人民观审员制度等，与台湾相关法院的法官和从事法院人事、培训组织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座谈交流；参访了台北高等法院刑事庭及苗栗、高雄地方法院和高雄市前镇区公所。囿于考察时限以及笔者本职工作“功利主义”的动机使然，仅就台湾法官制度、法院人事管理相关问题作一“简约”的介绍和“皮毛”化的观察研判。

　　台湾法官人事制度的突出特点

　　有关台湾法官人事制度的基本内容均在其去年制定通过、今年施行的法官法中得以详尽体现。这部总计11章、103条的专门法律的颁行，结束了台湾以往法官人事相关制度、法规散见于其“司法院”组织法、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法院组织法、公务人员考绩法、公务员俸给法、公务员退休法、公务员服务法等的历史，厘清了法官职务不同于一般公务员职务的界限，形成了遵循司法规律、适应审判管理工作需要的法官人事组织管理体系，体现了维护法官依法独立审判，保障法官职业身份的立法宗旨。通观这部专门法律，以及实地的考察了解，笔者以为，台湾法官人事制度在以下方面的突出特点似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一是多元化的人事审议委员会组成，自治、自律的法官会议制度设计。在台湾,法官的任免、转任、解职、迁调、考核、奖惩等人事政策研拟、制定和决定均由其“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负责。为使其法官人事制度民主化、自治化和透明化，台湾法官法中明确规定了人事审议委员会委员除“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并任主席外，其他委员构成则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即“司法院”院长指定11人，法官选出代表12人、学者专家代表3人。并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产生法官代表的具体名额，学者专家代表的推举单位、遴聘程序，及其表决权限等作出了明确、细化的规定。这种既有“集中”指定，又有“民主”推选和外界参与的人事审议委员会人员构成，不仅坚持并体现了司法人事行政权责相统一的原则，而且也为确保人事审议委员会职权行使的公正、公开和审慎、超然，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平台。法官会议的规定，则是为贯彻落实法官自治、自律精神，确保法院行政为审判提供高效保障和支持所做的制度化程序安排。按规定各法院及其分院均应设法官会议，会议成员由各法院全体法官组成，职责是议决关于法官审判事务分配、法官考核建议、法官监督处分建议及其他与法官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建议等事项。由此可见，“自治、自律”既是台湾法官人事管理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法官的行为规范，也是法官职业有别于一般公务员“上命下从”管理模式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之一。

二是严格的法官准入制度，不列官等、职等的法官职务

在台湾，除“司法院”大法官在任用资格、方式和任期上与各法院法官不同外，其他初任法官均需通过专门的法官考试，或具有一定年限律师从业资历、司法官经历，或从事法学教学研究、法学素养深厚，并应经过为期至少35周到两年的规范、严格的职前培训（根据培训对象是否具有司法工作经历和从业时间长短而有所区别）。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由于台湾实行法官员额制，故其法官考试与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的通过专门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做法不同，即只有在法官职位出现空缺时，才通过严格、专业化的考试进行选拔。这种选拔考试招录法官职位指向之确定和单一、专业化标准要求之严格、竞争选拔之激烈，既与普通公务员招考录用不能同日而语，也是其他司法任职资格类考试无法比拟的。这就有效提升了法官职业的入职“门槛”，保证了法官职业对同质化的专业素养和水平的要求。与之相适应，基于不同审级法院和各专业法院审判业务性质虽然各异，但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的职务却没有任何不同的考虑，台湾法官法还明确规定“法官不列官等、职等”，均以年资、俸点作为计算俸级的标准。这就使法官职务的晋升和工资福利待遇享受标准，与一般公务员层级式的官等、职级晋升模式和工资福利待遇享受标准迥然不同。在台湾，即便是地方法院的法官，非因个人缘由均可依法享受与“最高法院”法官相同的薪酬标准，事实上，若法官在偏僻地域任职还可依法享受相应的地域补贴。这对于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鼓励法官精研业务、“扎根基层”,确保下级审的裁判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提供了有力的职业保障，也使法官职业使命之神圣、责任之重大、地位之崇高有了制度的依托和现实的体现

三是务实、规范的法官交流制度。台湾“司法院”系其最高司法机关，其职权包括民刑诉讼审判、行政诉讼审判、公务员惩戒、“宪法”解释和审判业务监督、司法和诉讼制度相关法规研拟与修订、法令疑难问题研究及职务评定审核、人力资源配置管理等司法行政业务。事实上“司法院”本部并不审理具体的民、刑和行政案件，而是通过司法政策的研究制定、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督促落实、审判质效的评估监督，以及财政预算和物质装备建设的审核管理等，为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裁判公信力，提供人、财、物的支持和保障。为提高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准，确保司法行政工作不断适应审判工作的发展需要，台湾确立了法官到司法行政岗位任职，并依法享受法官待遇的制度。这在其法官法中均有多处体现和规定：

——在总则第2条法官范围表述中，对“司法院”及“司法院”司法人员研习所从事司法行政业务的，称为司法行政人员，以特别强调司法行政业务务须有法官参与的必要。

——在法官法第72条，对“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因其仍属法官，故应享受法官的福利待遇做了专门申明；并对“司法院”秘书长由法官转任的，做了同样享受法官的相关待遇的规定。

——在第76条、第77条对实任法官转任司法行政人员的，规定仍视同法官享受相关的年资和待遇。且对其转任后的任职年限和回任法官的条件作出细致规定，以期达到保障法官权利，实现重要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应有法官承担，确保审判中心工作的高质量完成的立法初衷。

——在法院组织法中，明文宣示：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和各专业法院“置院长一人，由法官兼任”、“综理全院行政事务”，“庭长除由兼任院长之法官兼任者外，余由其他法官兼任，监督各该庭事务”，并对院、庭长的任期做了“均为三年，得连任一次；司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者得再沿任之，以三年为限”的具体规定。这就充分体现了法官兼任院、庭长执掌司法行政事务的必须和重要，以及法官务需以从事审判为本的职业理念。

台湾法院人员的配置标准及其管理

高效、公正的审判与科学、合理的法院人员配置及其管理密切相关。基此，台湾法院组织法、行政法院组织法、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都在对法院内设机构、职位设置、职责和职等等作出具体规定和说明的同时，无一例外把各该法院的类别与员额以附表的形式予以详尽的规定。如台湾法院组织法第11条的附表就将其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的各类人员员额，从院长、庭长、法官、法官助理、司法事务官，到书记官、统计员、设计师、法警长、录事、庭务员等30余个职位作出六类由高到低的配置。配置标准是以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每年受理案件数为依据，即案件多员额配置高、案件少员额配置低。这一编制员额动态调整的机制，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出审判工作任务变化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状态，为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台湾法院，包括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官等在内的职位共有30余种，各类职位均实行员额制。其中，各法院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比例大致为1：0.9：1.5。上述人员管理，因适用法律依据不同基本分作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两类。除法官职务必须按照法官法规定标准和程序予以任用，依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并享受相应的法官职业保障外，其他所有编制内人员均按照公务员法确定的的招录条件、任用程序和职务行为规范进行管理。

启示和建议

台湾法官人事制度和法院人员管理的方方面面规范几乎由一部法官法和组织法所基本的涵盖和规整。其优势和特色就是尽可能通过立法把法官人事和法院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细化、固定，并一体化，从而方便操作，为法院组织人事工作依法运行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通过观察研究，结合我们法院组织人事工作实际和法官管理工作实践，提出建议如下：

一、以法官职务序列实施为契机，抓紧做好《法官法》修订的准备工作。

法官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这是法治国家的普遍惯例，2001年修订法官法已经朝着此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遗憾的是囿于时机和体制性矛盾，法官法对一些关键性问题采取了回避、搁置的态度。随着司法理念的更新和司法改革的深入，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和实践，《法官职务序列暂行规定》于去年得以公布。这是中央立足国情、司法实际，着眼于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构建，切实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所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实践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现阶段法官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标志性意义。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施行，同时，积极推动法官法修法工作，重点在法官来源、任职条件，遴选制度构建，以及法官职务保障和监督等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适时根据《法官职务序列暂行规定（试行）》实施情况和中央关于深化干部人事改革精神，推动法官法关于制定法官职业工资标准的调研论证；要对台湾法官不分官等、职等的价值取向及其效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研判和持续的关注和观察，并针对实际、结合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努力在研究制定，并落实倾斜基层法官政策措施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以切实解决当前人民法院普遍面临的“案多人少”突出矛盾为切入点，积极推动《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工作。

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施行已30余年，期间，于1983年、2006年做过小的修订，但囿于各种情况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其中也包括，如法院人力资源配置等极其重要，且属于组织法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性问题。近年来，基于案件“井喷”式增长导致法院审判力量严重不足的现实、急迫困难，已成为制约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极大障碍和“瓶颈”。因此，在采取各种切实有效措施，不断优化法院人力资源配置的同时，积极探索科学化、制度化的法院人员编制标准研究，推动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审级和专门法院员额比例标准，并努力在组织法修改中得以体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现实紧迫性任务，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和不懈努力。

三、以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指导，积极、稳妥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实践。

为构建职责分工科学、明晰，人员结构均衡、合理，有利于各类人员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人事制度改革精神，自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践，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不少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反思多年来我们在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按照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稳妥审慎的原则，着重依照立足现实国情、符合规律和实际、着眼未来和发展的要求，切实抓好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相关深层次、重大问题的研究及改革理论的引导和宣传。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