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以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为契机

　　　　　　　　　　　　　　◇ 李辰星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步完善，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共利益是必然趋势。近年来，行政公益诉讼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新增了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即“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思路和支持。但两种公益诉讼在主体、案件类型以及所适用的法律等各方面的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无论从其概念定义、诉讼对象、原告资格还是受案范围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任重而道远。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慨述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类型，相较维护个人利益、以“私益心”为前提的私益诉讼而言，是以“公益心”为前提，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很多学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核心在无论其自身合法权益是否受到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只要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民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狭义的核心在于明确地将追求个人利益保护的主观诉讼排除在行政公益诉讼之外。结合实际发生的案例，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将行政公益诉讼分为广义和狭义。亚当·斯密曾说过：“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往往能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无论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是否直接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侵害或者有造成侵害的可能，任何公民或者组织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侵害的是特定对象的合法权益，那么只需要以一般的行政诉讼的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


综上所诉，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应定义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论是否对自身合法权益造成直接侵害或有侵害的可能，只要认为行政机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侵害了或者可能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均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行政诉讼和刚刚出台的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独创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目的的特殊性。行政公益诉讼就是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司法救济的特殊途径，它维护的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2．原告的多样性。当今社会，如果仅仅依靠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来监督行政行为是不够的，所以根据上文笔者对行政公益诉讼所下的定义可以总结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不是特定的对象，不一定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是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接受公民申请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来共同有效的维护公共利益。


3．受案审查的严格性。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比，法院对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或者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的审查更为严格，主要原因是因为原告的多样性，如果法院不对任何人都可以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严苛的把关，那么将会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司法成本的提高，最终出现滥诉的现象，甚至有些诉权主体为了追逐非法或者不正当的个人利益而提出诉讼，这就与制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民事公益诉讼相关规定确定之后，行政法领域又展开了新的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作为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者，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检察机关有义务和职责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所以检察院除了代表国家对刑事犯罪提起公诉之外，是否也可以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针对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其原因除了检察机关本身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相比，本来就处于一个劣势地位，地位的不平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仅靠他们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赢得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所以一方面国家利益代表人的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十分有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不是依职而是依申请向法院提出诉讼，因为面对取证、时间、精力以及金钱的压力，公民个人一般不会贸然的选择行政公益诉讼，与强大的行政机关进行对抗，这时候就可以向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查认为确实存在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之后，便可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第三部门可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近日笔者经常收到关于贪图小便宜买下赃物，而导致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相关咨询问题，大部分人都因并不了解此罪名，而不得已和盗窃犯等一同接受改造。为避免更多类似事情的发生，特收集此罪的相关内容，以供大家参考：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构成要件研究：
1、本罪的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2、本罪的主观方面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3、本罪的客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4、本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条增设了本罪的单位犯罪。
二、相关罪责原罪问题研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个下游罪名，必须有上游犯罪的存在才能构成本罪，但是本罪名中所规定的上游犯罪，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必须要以触犯具体罪名为前提，司法界认识不一。
刑法中，有这种类似表述的一共有两种，一处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另一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名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第一种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7月24日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答复中已经明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的罪名。对于第二处转化型抢劫的规定，目前“两高”及全国人大均没有作出明确，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只要是有犯罪行为即可，有人则认为必须构成诈骗、盗窃或抢夺犯罪。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1日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这一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可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因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犯罪行为，但是由于该三类罪不是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八类犯罪之一，因此他们不能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所以也不能转化为抢劫罪，只能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定罪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对于构成下游罪名的犯罪要求必须是触犯具体罪名，而不仅仅是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其司法解释的精神，那么本罪的犯罪嫌疑人要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则必须是他人构成犯罪行为的所得或收益。
假如说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盗窃了3万元现金，其父亲明知并为其掩饰、隐瞒了该3万元，虽然其父亲主观上明知是其子盗窃所得，客观上也实施了掩饰、隐瞒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子由于未满十六周岁，不能构成盗窃罪，本罪的上游犯罪不成立，所以其父亲自然也不能构成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数人单独盗窃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未构成犯罪，但窝藏者总共窝藏的数额超过盗窃罪数额较大起点的，能否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笔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没有明确犯罪多次或数额作为构成本罪的情况下，应当不能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三、案例
因为贪图小利，无锡市民赵某低价收购了两辆被盗的电动自行车，他被无锡市崇安区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不得不与两名盗窃犯一起接受改造。赵某今年六十多岁，已退休在家。平日常去街道里的理发店洗头，久而久之与老板娘周某混熟了。2009年6月，周某在帮赵某洗头时，问他有辆旧的电动车要不要买。赵某看车后发现，车有九成新，只要500元，比市价便宜多了，于是他就买下了该车。2009年7月，还是在这家理发店内，赵某又以8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另一辆电动自行车。 原来理发店老板娘周某的朋友蒋某没有工作，平时就靠小偷小摸过日子。在周某的授意下，蒋某多次到附近一家公司车间楼梯口，采用掰龙头锁、工具撬锁的手法，窃取电动车。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蒋某结伙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周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蒋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有些倒霉略显“无辜”的被告人赵某则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归还赃物。 承办法官指出，从本案的主观要件看，赵某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依然购买被盗电动车，有犯罪的故意。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普通市民对电动车价行情十分了解，2000元市价一辆新电动车以500元卖出，应该很容易分辨此车是被盗赃车无疑，可被告人却依然购买，帮助销赃，因此构成犯罪。 承办法官提醒广大市民，眼下二手电动车为许多市民所青睐，购买的人越来越多，但“君子爱车，取之有道”。购买二手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在正规场合，按照相关规定办好过户、转让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