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诉讼时效是一个既关乎实体又关乎程序的问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唤醒权利上的睡眠者，使权利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在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上，由于我国法律缺乏明确规定，造成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立法现状和学者观点的考察，尝试着对诉讼时效适用对象进行梳理探究。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紧密相联，制度价值制约着适用对象，适用对象体现着制度价值。本文将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适用对象作统一研究，拟实现时效制度的价值回归和时效适用对象的明确合理。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

　　（一）诉讼时效制度价值通说

　　1、稳定社会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一定的事实状态，如果长期持续存在，必然以此事实状态为基础发生种种法律关系，而对于第三人来说，也已经信赖这种状态。时过多年之后若允许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将推翻此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势必一并推翻多年以来基于此事实状态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使第三人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必将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实行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2、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

　　一种事实状态长期持续存在，可能导致证据灭失，证人死亡，事实真相很难证明。实行时效制度，凡时效期间届满，即认为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或胜诉权利，这是以时效作为证据的代用，可以避免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调查证据的困难。

　　3、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促使当事人行使权利

　　诉讼时效的原因和宗旨，是使人不再去纠缠陈年旧账，有些事实可能已经年代久远，一方已长期缄口不提，而今一方却以此类事实为依据向对方主张权利，这是民事交往难以容忍的。实行时效制度，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其重要作用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既然权利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却长期怠于行使，那么丧失权利也是不得已的。”

　　（二）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学者争鸣

　　对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国内外的学者观点并不统一。《德国民法典》对各国民法具有重大影响，其《立法理由书》在解释诉讼时效制度时认为，维护交易秩序、避免举证困难、给义务人一种保护是诉讼时效的价值。日本有保护义务人说、保护权利人说、多元说。台湾地区有以李宜琛为代表的一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以史尚宽、郑玉波为代表的二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现有秩序和避免举证困难；以刘得宽、黄立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维护交易安全、避免举证困难和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以王泽鉴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保护债务人、维护交易安全、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和方便司法办案。在我国大陆地区，有以佟柔、梁慧星、王利明、等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是维护秩序稳定、证据代用、督促行权；也有以马俊驹、余延满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弥补权利缺陷、督促行权和证据代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而且这些质疑很具合理性。比较有影响的有日本的山本敬三、中国大陆的柳经纬的观点。山本敬三认为，“将谋求社会法律关系的稳定作为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中并不要求有以该事实为基础的新的生活关系的建立，即新的生活关系是否建立并不是时效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在诉讼时效制度下，第三人的领带也不是构成要件，即使没有第三人，时效也被认可。”中国政法大学柳经纬教授认为，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并非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其理由是，“所谓案件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导致查证困难，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可能符合某些案件的实际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即使证据灭失，也并非都无法查明事实。在诸多适用消灭时效短期消灭时效的案件中，年代并非久远，也并非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能确定。”

　　（三）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笔者观点

　　每一项制度的功能与其价值之间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制度的价值指导着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功能实现着制度的价值。在诉讼时效制度中，体现着多种价值的并存和冲突：体现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和社会利益的价值——效益安全价值与体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和个人利益价值——公平正义价值的冲突；基于请求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的旧秩序和权利人因长时间怠于行使权利而形成的权利处于休眠状态的新秩序之间的冲突。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只有短短两年的现状来看，我们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通过对债权人惩罚性后果的规定，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迅速实现债的目的，从而加快经济流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效益价值和对新秩序的倾向性维护。但是这样的规定和取向是不是会导致民法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严重削弱和让位？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诉讼时效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基于自身的功能，在设计时可以稍微偏向效益价值，但是悖于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是万万不可的，在法律层面，位阶上公平正义价值是高于效率安全价值的。李开国教授针对我国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曾说道：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见到权利人力求证明曾向义务人行使过请求权的着急的模样和义务人一一否认的无赖嘴脸，权利人败诉时的愤慨和义务人胜诉时的洋洋自得，你就会深深地感到这个太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正在践踏着市民神圣的私权，正在蹂躏着人间的正义，正在强奸着对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诚信。

　　所以，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行诉讼时效制度所体现的效益价值高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的状况存在价值偏向，不符合逻辑、伦理和和谐社会的要求。纠正价值错位，以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引领效益价值才符合民法的定位和功能。申论之，法律中价值冲突是必然，但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对价值冲突后的取向发生了偏差，应当将其调整到更偏向于两项基本民法价值的方向上，即延长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梁慧星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百九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笔者认为，诉讼时效的真正价值在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是对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唤醒，而不在于严格限制和严厉惩罚，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仍然较短，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延长。

　　二、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我国规定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又称为诉讼时效的客体，指的是诉讼时效制度所适用的权利类型。从我国立法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制定民法典，虽然最终都没有制定出来，但是诉讼时效这项制度在这三次立法草案中都做了基本相似的规定，而且前几次草案当中都规定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况。例如，1982年民法草案专门在第547条规定：“请求返还被非常侵占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权利，不受时效的限制。姓名、名誉、肖像、著作、发现、发明等人身权利受到分割的时候，请求保护的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个规定是对人身以及知识产权这些绝对权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法律另有规定的”是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或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况。对于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都有特殊情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里规定了若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但是我国法律还是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适用于原权的请求权还是救济权的请求权？债权请求权适用于诉讼时效，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物上请求权适不适用诉讼时效呢？在实践中，法院无非作出两种选择和解释。例如东北某地发生过一个要求排除妨害的案例，基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最终法院判定适用诉讼时效。可见，如果不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在法律当中明确规定，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扰，损害法律的公信力。

　　三、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域外考察

　　《德国民法典》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德国一般学者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债权性请求权，也包括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但是，有些权利则不适用，例如：基于亲属关系而发生的请求权；解除共有关系的请求权；要求在土地上进行登记的请求权及更正登记请求权；相邻关系请求权；继承人要求分割遗产的请求权；人格权、支配权、管理权和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为回复与这些权利相关的状态而服务的独立的返还、排除侵害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78条则是这样规定的,“保护权利遭受侵犯的人诉讼权利的一般期限为三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诉权，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

　　《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者所有权以外的请求权，因20年不行使而消灭。”日本学者的通说解释认为，除所有权、担保物权及相邻权以外的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瑞士债务法》第127条规定：“若联邦民法没有其他规定的，凡已满十年的，债权已届时效期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实体权利，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

　　四、明确我国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思考

　　以权利的作用和功能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以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成员权。通过各种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采用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更加符合民法理论和我国的社会现状，下面对各种性质的权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进行深入分析，以明确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民族法制研究的拓新之作——〈金律研究〉评介

王威(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民族法制史研究，在中国法律史学和民族法学研究领域，乃是最薄弱的环节，迄今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这不仅制约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与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有鉴于此，作者在完成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相关课题的基础上，历时四载，撰写了《金律研究》一书。1995年，本书获台湾"中华发展基金"资助，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向海内外发行。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民族法制研究的著作。

本书分绪论、金朝法制总论、行政法律研究、刑事法律研究、民事法律研究、经济法律研究、司法组织与诉讼法律研究七个部分及附录金朝法制大事记，共计约20万字。它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中国北部各民族之间交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为背景，对金朝立法建制进行了系统的多层面的探讨；尤其对女真民族传统法思想的异化，金律之渊源，金律作为封建特权法和民族统治法的二元制特色，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金朝立法建制的得失，以及金朝法制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调节民族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调控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富有新意和开创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作者通过民族法制断代史的系统研究，向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传统的"华夏正统"观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入主中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或控制中国部分地区与汉族政权长期并峙。然而，迄今为止的多数法制史论著，受"华夏正统"观念影响，除对元、清法制稍加注意外，其余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倍受冷落，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或只是对其中野蛮落后的内容痛加挞伐，却置其法制上的创新和建树于不顾。本书以充分的史实显示，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融合了汉族及其它各族文明的精华，对异质文化博采兼纳，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多元一体的金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中适用的规范，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制，对元朝立法影响深远。可见金律与两宋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并列于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正统"地位。
第二、
突破了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在法律史学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偏重立法研究，满足于对法律法规，特别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基本律典的结构、条文作"静态"评介，而对于这些书面的法律法规是否施行，在施行中有无变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如何，则漠然置之，或轻描淡写，或完全未予涉及。这就使法律史研究失去了活力和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性、科学性。本书为突破上述误区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一方面，在立法上不仅作墨于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律典《泰和律义》，而且注意考察其定型前后颁行的所有法律法规。作者以为，《泰和律义》虽然堪称金朝立法成就的集中体现，却不能反映此前九十余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朝120年间立法建制的全貌。此前制订的法律法规，都是有金一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另一方面，又放眼于金、辽、宋、蒙古汗国之间国家关系的广阔背景，结合金代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现实状况，从"动态"的角度对金律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并尽可能地搜辑散见于史籍中的案例，以实证各类法律在施行中的变化及所产生的社会功用。作者指出，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存在着颇为完善的法律施行保障机制。如在职官管理，惩贪倡廉，土地赋役，商贸管制等方面，立法周详，执法严格，成效显著，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三、本书就金朝法制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金朝法制的民族特色问题。学术界通常认为，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金与唐宋之制已基本达成一致。本书以为，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尽管儒家思想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并对金朝立法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那些女真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下来，深深置根于女真人心底，顽强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金朝典章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法制上，女真民族习惯法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领地，如婚姻立法对于华夏历代王朝法律和礼制所禁止的同性为婚、冒丧嫁娶、良贱通婚等行为及"收继"婚俗，或长期放任，或沿用不革。行政立法中具有部落贵族议事性质的勃极烈制、地方政权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体制，经济立法中的牛头税制和通检推排法等，都在金法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又如，一般论著对于金代物力通检推排法的施行，都批评为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搜刮。而本书认为，金朝定期普查民户财力的通检推排法，旨在均平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针对家资殷实，仗恃权势逃避赋役的官豪和新贵，对深受物力少而赋役重的困扰的贫穷民户则利大于弊。他们有可能摆脱产去税存的窘况，不能因某些执行官吏不法扰民的行径而否定通检推排法的社会功用。
此外，本书还十分重视资料的选择和运用，对于未经信史佐证的史料取审慎态度，凸现出作者立论谨严，求实求真的治学之道。
(刊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