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1998年4月21日汕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0月28日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经济特区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经济特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教育、劳动、卫生、公安、司法、民政、文化、工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共青团汕头市委员会及其各级组织应当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事项应当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

工会、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有关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三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及司法机关、教育机构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机构应为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条　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名誉权、荣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受理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成年人对身临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应尽力救助。

对身临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负有解求职责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到解救要求或者报告后，应及时解救。

第七条　未成年人应互尊、互助、互爱，不得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纵容、唆使、胁迫自己的未成年人子女或被监护人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胁迫未成年人在家庭以外的居所分户独居。

第九条　生父母对其非婚生未成年子女，继父母对受其抚养的成年继子女，养父母对其未成年养子女，离婚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必须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遗弃。

家庭其他成年成员有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被遗弃的婴幼儿，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负责查找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法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由儿童福利机构收养。

第十条　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不得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故意伤害、毁损名誉等侵害其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以罚款形式惩处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不得利用教学之便向学生推销商品。

第十二条　学校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组织或雇用未成年学生参加丧葬活动、商业性集会和庆典等有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活动。

组织、安排未成年人参加非商业性集会或其他集体活动，应注意对未成年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组织、安排文化娱乐活动，应避免可能对未成人造成不良影响的过强刺激和超负荷活动。

学校和幼儿园在安排集体活动前须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充分的准备，制定预防事故方案。一旦发生事故，有关领导和教职员必须尽全力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最大程度地减轻事故所造成的危害。

第十三条　学校用于学生群体防治的药品和保健用品必须是卫生或医药部门正式批准生产的合格产品，并经过教育部门批准同意。

除教育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某些重点疾病必须组织学生进行群体防治外，学生用药应遵照自愿原则，学校不得以预防和保健等名义强迫组织学生集体服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学校推销药品或保健用品。

第十四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内容反动和宣扬淫秽、暴力、恐怖、迷信的图片、书刊、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广播电视节目或提供有上述内容的服务项目。

禁止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制作、传播、查阅和复制有前款内容的信息。

第十五条　营业性歌舞厅及其他不适宜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须在门口显要位置设置标志，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性用品专卖店或主要经营性用品的商店，须在门口显要位置设置标志，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有害于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食品、玩具、用品；不得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的游乐设施。

食品卫生、产品质量监督主管部门应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卫生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和心理健康咨询。

卫生防疫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完善预防接种制度。托幼机构、学校在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应当查验儿童计划免疫证。

家庭、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场所应搞好日常卫生，消除发生疾病的根源，防止和控制已经出现的疾病在未成年人群体中传染、流行。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技术人员，有条件的应设置卫生保健室。卫生主管部门应给予指导和帮助，对其卫生保健人员进行考核和培训。

第十八条　任何人不得放任、利用、胁迫、诱骗未成年人从事乞讨或变相乞讨活动。

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由公安部门收容，民政部门遗送回原居住地。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社会流浪儿童教育救助中心或儿童福利机构接收抚养，查明其父母或监护后再遗送回原居住地。

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或帮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确需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文艺工作者、运动员和艺徒的，须报经市或区劳动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对已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为他们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为有残疾的未成年人提供生活与康复医疗服务。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办或出资赞助兴办未成年残疾人福利事业。

加强对残疾患儿的早期诊断、护理、康复和教育工作。鼓励和支持建立特殊教育学校和在普通学校设置特殊教育班。

各级人民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积极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已满十六周岁的有残疾的未成年人创造就业条件。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学校、家庭和有关单位，要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预防和矫治工作，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由所在学校、居民委员会、当地派出所与其监护人共同进行规劝教育。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法定原因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也可由政府有关部门收容教养。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方法，一般不得使用械具；对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使用械具。

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同被羁押的成年人分押、分管、分教。

第二十四条　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或公开出版物不得公开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影像或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对被拐卖、绑架的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解救要求或举报而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未成年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任何人都应积极劝阻、制止。

对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教唆、诱骗、胁迫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虐待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街道居民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由教育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除由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广播电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权限给予行政处罚外，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不设禁入标志的，由文化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罚款。放任或故意招引未成年进入的，由文化部门按每进入一名未成年人处以五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医药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罚款。放任或故意招引未成年人进入的，由医药部门按前款标准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食品卫生部门或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按照职责权限给予行政处罚。对未成年人安全或健康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劳动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将违法招用的未成年人人送回原居住地，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广播电视或出版主管部门按职责权限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对本办法规定以外其他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由有关部门按照职责权限依照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患者知情同意权 告知义务 损害 赔偿责任
内容提要: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是与“诊疗损害责任”并列的独立侵权责任类型。《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第1句与第2句是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的关系。时于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也应视为“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患者近亲属应该扩展到近亲属之外的监护人。“未尽到前款义务”应该包括医疗机构擅自改变治疗方案的情形。造成患者“损害”应该理解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或者严重精神损害。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对知情同意权的赔偿，并可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紧急专断治疗同样适用于普通诊疗活动，患者或其近亲属不同意或者不表示的应当视为“可以”取得同意。医疗机构紧急专断治疗的申请者是经治医师，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负有立即审核义务，并可以适用简易批准程序。“相应的医疗措施”以批准的范围为限。


《侵权责任法》在我国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意义重大。该法第55条第1款就医疗机构的说明义务作了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该条第2款则就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构成作了相应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56条对于紧急情况下医疗机构紧急专断治疗的例外情形作了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当前民法学界对于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的理解存在争议，这不利于实务中对此类侵权责任的统一认定。本文从解释论出发，以《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第56条为中心，对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进行解读。

一、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傻权贵任在体系上的独立性

民法学界对于《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的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在该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的体系地位存有争议，其主要有以下三种典型认识。

第一种是“独立侵权责任类型说”，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该说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8条规定的是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第55条、第56条和第62条规定的是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并在违法行为中区分为违反告知义务和违反保密义务两种类型。[1]按照这样的认识，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是独立的侵权责任类型。

第二种是“过错表现形式说”，以张新宝教授为代表。该说认为医疗损害的过错包括三种情况:(1)违反告知同意义务;(2)违反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3)法定过错推定标准。[2]按照这样的认识，违反告知同意义务是医疗损害责任过错要件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具有独立性。

第三种是“医疗损害责任类型说”，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该说认为，《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了类型化的规定:第一，规定了对药品、医疗器械、消毒药剂、血液的缺陷造成损害的责任。第二，规定了侵害隐私权的责任。第三，规定了违反知情同意义务而产生的责任。第四，规定了不必要检查的责任。[3]按照这样的认识，“违反知情同意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造成的损害仍然是医疗行为本身造成的损害，而非独立的侵害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

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的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曾作出过相关说明:“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草案区分不同情况作了三方面规定:1.诊疗损害实行过错责任...... 2.医务人员未尽告知义务的赔偿责任…...3.因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损害的……”[4]可见，草案起草者将“医务人员未尽告知义务的赔偿责任”作为与“诊疗损害责任”并列的独立侵权责任类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新增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三级案由，并在其下设“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和“医疗产品责任纠纷”两个四级案由，[5]也明确了“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的独立性。笔者赞成这样的定位，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两种侵权责任的过错所针对的行为类型有所不同。《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的诊疗损害过错责任的过错，是针对“诊疗活动”的过错，而其第55条第2款规定的“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是一种未尽告知义务的过错。如果认为第55条第2款的规定是诊疗损害责任中过错要件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由于未尽告知义务的行为并非直接构成诊疗活动的过错，就应该在同法第58条中予以列举作为一种过错推定的情形。因为即使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也不能认为诊疗行为本身就有过错，所以只能以推定的方式确定。立法者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笔者认为其应该是区分了两种过错针对的不同行为类型。

第二，《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过错推定情形与该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抗辩事由均仅适用于诊疗损害责任，而不适用于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其第58条第1项规定的实质是各种法律性文件中“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第2项规定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和第3项规定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判断诊疗活动中的过错，而非判断其是否尽到告知义务。[6]同样，该法第60条第1款三项规定的落脚点都是在诊疗活动上，而非围绕是否尽到告知义务。

第三，《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了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构成与相应的抗辩事由并自成体系。其第55条第1款规定了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相对应的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第2款规定了违反这种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侵权责任;第56条规定了紧急情况下医疗措施的批准程序作为未尽告知义务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这两个条文的适用不以同法第54条为前提。

第四，医务人员尽到说明义务并不是诊疗损害责任的抗辩事由。法案起草者曾明确指出:“医务人员尽管尽到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但如果在后续的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7]质言之，书面同意的法律效果是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同意的内容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而不是患者自甘风险。

二、医疗机构说明义务的类型与履行方式

医疗机构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相对应，是指医疗机构为取得患者对医疗行为的同意而对该医疗行为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的义务。[8]因此，《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第56条的规定不适用于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对严重传染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者和吸毒者的强制治疗行为。[9]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分为两句，规定了两种告知义务，即第1句规定的适用于所有“诊疗活动”(以下简称“普通诊疗活动”)的普通说明义务和第2句规定的适用于“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情形(以下简称“特殊诊疗活动”)的特殊说明义务。从立法者有意没有在第二句中使用“等”字进行概括描述可以看出，该特殊说明义务仅限于法定的上述三种情形。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第4款规定:“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诊断、治疗活动:(一)有一定危险性，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检查和治疗;(二)由于患者体质特殊或者病情危笃，可能对患者产生不良后果和危险的检查和治疗;(三)临床试验性检查和治疗;(四)收费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经济负担的检查和治疗。”由此可知，《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第1句与第2句实际上是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的关系，第1句规定的普通说明义务应当同样适用于第2句规定的特殊说明义务中。

至于全面履行医疗机构说明义务，笔者认为其基本要求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说明义务应贯穿整个诊疗活动，包括进行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以及进行手术等。[10]第二，医疗机构的“说明”必须达到“使之明了”的程度，而非仅仅是“介绍”[11]或者“简要说明”。第三，“说明”不但要“如实告知”，还要“解答其咨询”。[12]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医务人员的说明应该尽量使用生活语言而非专业术语，尤其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病人，更应该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13]第四，鉴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普遍不承保所谓的“自费药”，对此医疗机构也应该尽到必要的说明义务。

在患者同意权的行使方式上，《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对特殊诊疗活动应采用书面同意的方式，但对普通说明义务并未要求患者同意。那么对普通说明义务是否需要患者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笔者认为，对特殊诊疗活动之所以要求书面同意，是因为实施特殊诊疗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确定性和高费用性，而作为普通诊疗行为，考虑到医疗行为本身的专业性特点，不宜也无法事事征求患者意见，因此无需就所有医疗措施征求患者同意，但应该允许患者提出疑问。如果患者对医疗措施表示反对，则应该尊重患者的意见。因此，患者通过享有“反对权”来实现其在普通诊疗活动中同意权的行使。而在第55条第1款第2句规定的特殊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不但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还应该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因此，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实际上不仅仅是行使了“同意权”，而且还包括了“选择权”的行使。

除了患者表示同意之外，实务中还有两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方式，应为未来的司法解释所规范和认可。第一种是授权他人行使。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条第1款对此作出了规定:“对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因病无法签字时，应当由其授权的人员签字……”第二种是授权医疗机构决定。即便患者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医疗机构也已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然而由于医疗行为的高度专业性使得患者仍无法对即将实施的医疗行为予以准确认知并作出决断。此时，应允许患者在自愿的情形下授权由医疗机构依据其实际情况代为行使。其作为患方对自身权利的处置，在不违反强行法和社会基本伦理观的前提下，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14]但患者近亲属无权授权他人或者医疗机构行使。

对于“不宜向患者说明”的理解，一般认为是为避免产生不利后果。[15]所谓不利后果，如将会造成患者悲观、恐惧、心理负担沉重，不利于治疗等。[16]为此，医疗机构一般会采用保护性医疗措施。[17]所谓的“保护性医疗措施”，是指当医务人员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向患者本人履行告知义务可能妨碍治疗之效果时，得依照法律的规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告知义务，[18]如向危重病人隐瞒病情等。此时，近亲属行使的是一种基于保护患者利益而规定的法定代理权。[19]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是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立法的规范对象，却遗漏了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因此，除了避免产生不利后果之外，对于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也应视为“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但在这种情形下，监护人行使的是《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的监护职责。因此，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条对此情形的定位有误，该条第1款第1句和第2款内容对应的应该是《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该条第1款第2句的内容对应的应该是《侵权责任法》第56条的规定，而该条第1款第2句第1分句“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字”被错误地纳人了相当于《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情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最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与其在第三次审议稿[20]中的文字表述完全一致，只是将草案第1款第2句中的句号改为了分号，但这一变化却将该款第2句后段规定的患者近亲属的书面同意方式限于该款第2句前段规定的特殊诊疗活动情形，而不适用于该款第1句规定的普通诊疗活动。笔者认为，无论是保护性医疗措施，还是针对患者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均不以特殊诊疗活动为限，因此第三次审议稿的原有处理方案似乎更为妥当。

此外，作为未来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21]《侵权责任法》采用了“近亲属”这一概念，从而实现了立法用语的“民法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执业医师法》第26条使用的“家属”、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使用的“家属或者关系人”和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1条使用的“家属和有关人员”所带来的混淆。但这种规定也印证了立法者未将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纳人“不宜”说明对象的猜测。《民法通则》将“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以及“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均列为未成年人的可选的监护人范围，并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也作了类似规定，因此将“近亲属”的规定调整为法定代理人的表述可能更为合适。[22]

而当患者近亲属不止一位时，会出现近亲属的顺位问题。笔者认为，此时应该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医疗行为具有人身性，应该尽量要求近亲属作出一致意见;无法作出一致意见的，应当取得多数人的意见。第二，由于医疗行为可能导致死亡进而发生继承，因而应该参考《继承法》第10条关于继承顺位的规定。鉴于被征求意见的近亲属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被征求意见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成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孙子女和成年外孙子女。因此，医疗机构应该首先征求第一顺位近亲属即配偶、成年子女和父母的意见;无法取得第一顺位近亲属意见的，再征求第二顺位近亲属即成年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意见;无法取得第二顺位近亲属意见的，再征求其他近亲属即成年孙子女和成年外孙子女的意见。

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的构成与赔偿范围